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法)皮埃尔·诺拉主编；

    黄艳红等译.—2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6

    (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孙江主编)

    ISBN 978-7-305-18610-3

    Ⅰ.①记… Ⅱ.①皮…②黄… Ⅲ.①社会史—研究—法国 Ⅳ.

    ①K565.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9742号

    Les lieux de mémoire

    · Gallimard(Paris)，1984，1986，199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2-014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

    丛书主编 孙 江书 名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第二版)

    主 编 [法]皮埃尔·诺拉

    译 者 黄艳红 等

    责任编辑 陈蕴敏

    责任校对 张倩倩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39.25 字数473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2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8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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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调换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本书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批准号：13＆ZD191)

    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编委会

    主 编 孙 江

    副主编 陈蕴茜 张凤阳

    编 委 王海洲 王晓葵 李里峰 李恭忠

    范 可 周海燕 黄东兰 黄兴涛

    麻国庆 〔德〕Marc Matten(王马克)

    〔日〕南诚 〔英〕Andrew Hoskins

    助 理 王 楠 闵心蕙中文版序 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

    之场》

    孙江

    Accélération de l'histoire(历史在加速)。(1)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其主编的《记忆之

    场》导言中劈头如是说。基于这种当下的紧张感，从20世纪80年代中

    叶开始，诺拉动员120位作者，穷十年之功，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

    组成的三部七卷、超过5600页的皇皇巨著。与以往强调对过去发生之

    事进行考索的历史研究不同，与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心性

    史”研究亦径庭有别，这部巨著乃是要在文化-社会史语境中回溯历

    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一

    1931年11月17日，诺拉出生于巴黎一个外科医生的家庭，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下，作为犹太裔法国人，诺拉家族经历了抵抗

    运动的惊险。战后，诺拉进入路易勒格朗中学(Lycée Louis-le-

    Grand)读书，最后在索邦大学(Sorbonne)取得大学学位。1958年，诺 拉 赴 法 属 殖 民 地 阿 尔 及 利 亚 的 拉 莫 里 西 埃 高 中 ( Lycée

    Lamoricière)任教，1960年返回法国，翌年出版《阿尔及利亚的法国

    人 》 一 书 ， 批 判 作 为 “ 殖 民 者 ” 的 法 国 人 与 作 为 “ 内 地

    人”(Métropole)的法国人之不同，(2)该书经常被作为学术著作来引

    用，其实它只是诺拉个人的观察记录，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著

    作。(3)

    1965—1977年，诺拉先后在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谋得教职。这期间的诺拉，与其说是

    教授，不如说是编辑，与其说是学者，毋宁说是记者。1964年，他在

    朱利亚尔(Julliard)出版社创办“档案丛书”。1965年成为伽利玛

    (Gallimard)出版社编辑，先后创办“人文科学丛书”“证言丛

    书”“历史学丛书”等。1980年，又与哲学家戈谢(Marcel

    Gauchet)创办《辩论》(Le Débat)杂志，引领法国知识界的前沿话

    题。在诺拉主编的丛书中，收录了“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

    夫(Jacques Le Goff)、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人

    的著作。1974年，热衷于讨论历史研究方法的诺拉与勒高夫合作主编

    三卷本《创作历史》(Faire de l'histoire)。(4)上述学术组织活动

    为其日后延揽120名作者进行“记忆之场”研究构筑了必不可少的人脉

    关系。

    转机来临。1978年诺拉在堪称“年鉴学派”大本营的法国社会科

    学高等研究院开设讨论课。其时，法国历史学界正经历回归政治史研

    究、重新评价叙事史的新趋势。2002年，诺拉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由其主编的《重新思考法国》第一卷导言中，直言20世纪60—70

    年代“年鉴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史学是对“事件史的

    十字军”，(5)而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心性史”(histoire desmentalités)不过是那种“科学的”数量统计方法的延伸，量的统计

    未必反映质的变化。诺拉呼吁关注被历史学者忘却的当下的“历

    史”——记忆之场。

    “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是诺拉生造的术语，由“场所”(lieu)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构成。叶兹(F.

    Yates)在《记忆术》一书中曾谈及拉丁语中的“loci memoriae”。 (6)“loci”是“locus”的复数，有场所、位置及身份等意思。显然，诺拉的“记忆之场”要比该词的原始意义宽泛得多。1984年《记忆之

    场》第一部《共和国》(La République)一卷出版，该卷从第三共和

    国开始，分象征、纪念性建筑物、教育、纪念活动和反记忆等五个主

    题，选择的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场所和事例。1986年第二部《民族》

    (La Nation)(7)三卷出版。第一卷“遗产、史学编纂、风

    景”(héritage，historiographie，paysages)偏重于“非物质

    性”内容；第二卷着力于物质层面——“领土、国家、遗产”(le

    territoire，l'état，le patrimoine)，既有国境、六边形象征，也

    有凡尔赛宫等记忆装置，还有历史遗产及其保护运动等；第三卷“荣

    耀、词语”(la gloire，les mots)与理念有关，分别考察了军事上

    的荣耀与市民荣誉、言语与文学以及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事物。

    1992年第三部《复数的法兰西》(Les France)三卷出版。在第三部

    中 ， “ 记 忆 之 场 ” 的 概 念 有 所 扩 大 。 第 一 卷 “ 冲 突 与 分

    割”(conflits et partages)，围绕政治区隔、宗教少数派、时空

    分割(海岸线、巴黎与地方、中央与周边等)而展开；第二卷“传

    统”(traditions)包括反映“法国传统”的钟楼、宫廷、官僚、职

    业和《法语史》等，还有地方性文化、法兰西个性等；第三卷“从档

    案到标志”(de l'archive à l'embléme)，涉及记录、名胜和认同

    等。

    《记忆之场》是关于记忆叙事的百货店，既有旁征博引的长篇论

    文，也有寥寥数页的随笔；既有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勒高夫、拉迪里、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名家，更多的是不知名的作者。1996—

    1998年，在诺拉本人的参与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从原著中精

    选44篇，编为3大册，以英译名Realms of Memory出版。(8)2002年，日

    本岩波书店选取其中31篇，编译为3册出版。(9)其间，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也先后出版了不同节译本，而仿照《记忆之场》的各种研究

    更是不断出现。在历史学发达、名家林立的法国，尚未出版过一本专著的诺拉一

    跃而为众目所瞩。(10)1993年，《记忆之场》获得法国最高国家学术

    奖，同年《罗贝尔法语大词典》(Grand Dictionnaire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aise)收入“Lieux de mémoire”。2001年6月7日，诺

    拉被选为仅有40名定员的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aise)院士

    (列第27位)。《记忆之场》一书成为诺拉本人的“记忆之场”。

    2009年，我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持跨学科研究

    计划“南京：现代中国记忆之场”时，即已着手《记忆之场》的翻

    译。一如美国和日本的译本各取所需，我们根据自身的研究需要，选

    取了其中29篇论文和版权方伽利玛出版社交涉，很快得到善意的回

    复。诺拉本人也很高兴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记忆之场》引起了关

    注。翻译是件苦差事，“所有的翻译，在与原作的意义层面的关系都

    是片段”(11)。我们决定一边交涉版权，一边分头翻译。半年后，伽利

    玛出版社突然来函，先是质疑译者水平，继而又质疑我们计划的可行

    性，结果我们只得到11篇论文的授权，其间的故事和曲折，业已成为

    我个人不堪回首的“记忆之场”。不谈。

    我们将本书收录的11篇论文分为三组：“记忆与历史”“记忆与

    象征”和“记忆与叙事”。如此划分完全出于阅读之便。“记忆与象

    征”收录《七月十四日》《〈马赛曲〉》《埃菲尔铁塔》和《环法自

    行车赛》。“记忆与叙事”收录《贞德》《自由·平等·博爱》《拉

    维斯的〈法国史〉》和《马塞尔·普鲁斯特对逝去时光的追

    录》。“记忆与历史”收录主编诺拉所写的导言或结语，《记忆与历

    史之间》(1984)系第一部导言，《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1992)

    为第三部第一卷导言，《纪念的时代》(1992)附于第三部第三卷

    末，相当于全书的结语。鉴于在第二部三卷中，诺拉只留下一篇简短

    的《民族-记忆》的结语性文字(12)，这三篇文章应该是理解编者意图

    的最重要的文字。二

    今日无事。

    1789年7月14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这天夜

    里巴士底狱发生的暴动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将其送上了断头台。“伟

    大的日子唤起伟大的记忆。对某些时刻而言，光辉的记忆理所当

    然”(维克多·雨果)。1880年，7月14日被确立为法国国庆日。吊诡

    的是，巴士底狱并非被攻陷，狱中关押的仅七名犯人亦未受到一般意

    义上的虐待。在《七月十四日》一文中，克里斯蒂安·阿马尔维

    (Christian Amalvi)爬梳了7月14日如何从右翼眼中的“狂暴之

    日”变成全法国人的“庆典之日”的过程，恰如作者指出的，“法国

    大革命已不再被视为决定性、关键性的记忆，我们今天经历的国庆节

    已经没有了历史和政治内涵”。

    1792年4月20日，革命的法国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国宣战，4月

    25日到26日之间，工兵上尉约瑟夫·鲁热·德利尔(Rouget de

    Lisle)在斯特拉斯堡谱写了一曲激励战士的《莱茵军团战歌》，这就

    是1879年2月14日被定为法国国歌的《马赛曲》。和7月14日一样，关

    于《马赛曲》的争议亦从未停止，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马赛曲》考察了围绕《马赛曲》的政治博弈史，最后他发

    问道：“今天谁还记得，谁还能唱起过去在学校里学会的那三段歌词

    中的第一段——且不要说全部三段了”。

    围绕7月14日和《马赛曲》的政治博弈和政治和解似乎应验了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对“纪念历史”的断语：“纪念的历史永不

    能拥有完全的真理，它将总是把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统一

    和谐，它将总是削弱动机和时机的差异。其目的就是不讲原因，只讲

    结果——即，作为效仿的榜样，‘纪念的历史’尽量远离原因。”(13)

    相比之下，埃菲尔铁塔和环法自行车赛就没有那么多的历史纠结。

    1889年，正当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巴黎竖起了为迎接博览会而

    建的高达300米的埃菲尔铁塔。这座让附近的巴黎圣母院钟楼黯然失色

    的铁塔，在虔敬的教权主义者眼中是“渎神”的象征，而共和主义者

    则赋予铁塔复仇的意蕴，念念不忘“普法战争”败北屈辱的德莱扬(A.Delayen)有诗道：“屈服吧，德国佬看看这举世无双的奇

    迹。”铁塔建成20年后，承包人埃菲尔收回经济效益，将铁塔所有权

    交付给巴黎市政府，但他的名字和铁塔一起成为巴黎的标志。亨利·

    卢瓦雷特(Henri Loyrette)的《埃菲尔铁塔》让读者认识了埃菲尔

    铁塔作为历史见证人的角色。

    1903年7月的一个晚上，《汽车报》(L'Auto)主编德格朗热

    (Desgrange)为了与其他体育报一争高下，扩大报纸的发行量，想出

    了举办环法自行车赛——“一个完全裹着法国的环”。这项普通的体

    育运动后来演变为法国人生活中的重要节日，成为“国家的财

    产”和“民族遗产”。乔治·维伽雷罗(Georges Vigarello)的《环

    法自行车赛》以百年为经，探讨了环法记忆是如何变成一种国家制

    度，并最后成为每个时代法国人的记忆之场的。了解法国史的读者知

    道，宣称“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很少居住在巴黎，而是经年累月地

    巡行于各地，宣示统治的有效性。让路易十四黯然的是，德格朗热创

    意之下的环法自行车赛仅用“游戏”即整合了国家，把国土空间

    (espace-nation)搬上舞台，把领土当作布景，展示了从一个乡土的

    法兰西到旅游胜地的法兰西，从意志主义教育到消费主义教育的转

    化。

    上述记忆之场均源于一个偶发事件，事后被分别赋予了社会政治

    意义。对历史客观性持怀疑态度的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康

    德与席勒》(Kant and Schiller)一文中写道，历史没有所谓进步与

    倒退之分，应该将历史视为一个事件(event)、一次出现

    (occurrence)，“只有当权力(power)和战斗(battle)等词语出

    现时才会有历史。在那个瞬间，因为发生(happen)各种事情，于是

    有了出现，有了事件。因此，历史不是时间的概念，与时间毫无关

    系，仅仅是从认识言语中突然出现的权力语言”(14)。如果把这里的认

    识语言置换为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所说的社会政治

    事件的“痕迹”的话，似乎可以有保留地加以接受。不是吗？虽然事

    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所知晓的东西，从事件的因果链中无法说明事

    件的本质，但通过对事件留下的“痕迹”的爬梳依然可以辨析其语义

    学(sémantique)价值。(15)拉维斯(Ernest Lavisse)的《法国史》

    和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分别搜集事件“痕

    迹”，建构起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心目中的法兰西的“历史”。

    法国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催生了欧洲大陆近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形成，而民族-国家的诞生又催生了以“民族史学”为旨归的近代历史学的诞生。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实证史学”为民族史学提供了有力的“科学”工具。德国和

    法国，是两个既互相敌视，又相互学习的邻邦。19世纪60年代，后来

    成为法国史学泰斗的拉维斯和莫诺(Gabriel Monod)都曾留学德国。

    可以说，如果没有兰克史学，很难想象会有拉维斯的《法国史》。

    《记忆之场》主编诺拉亲自执笔写作《拉维斯的〈法国史〉：对祖国

    的敬爱》，表面上似乎要解构拉维斯所建构的法国民族史，而从其将

    米什莱(Jules Michelet)、拉维斯和布罗代尔法国史学三巨匠置于

    史学史谱系上加以比较可知，他意欲以“记忆之场”建构一个新法国

    史。因此，诺拉关心的不是拉维斯写了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这么写。

    拉维斯与其前辈米什莱关注民族国家的时间等级——法兰西起源不

    同，关心的是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空间等级——路易十四以来的

    法兰西轮廓，诺拉认为在卷帙浩繁的二十七卷《法国史》中只有《法

    兰西地理图景》和拉维斯执笔的两卷《路易十四》“代表了民族认同

    最强烈的时刻”。“拉维斯的二十七卷《法国史》之所以能够区别于

    其他源源不断出现的法国史书，并成为记忆之场，是因为其将历史研

    究的实证性和对祖国的崇敬与热爱结合在了一起。这二十七卷《法国

    史》就像一个大熔炉，两个真理在其中短暂地交融在了一起。这两个

    真理在今天看来似乎毫无关联，然而在当时却是互相补充、不可分割

    的，那便是档案的普遍真理性以及民族的特殊真理性”。拉维斯“确

    立了法兰西鲜明的形象，并最终悬起一面明镜，在这面镜子中，法国

    不断地重新认识着自己”。

    如果将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和拉维斯的《法国

    史》做比较，看似唐突，但并非没有道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

    写道：“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

    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

    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

    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

    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6)应予指出的是，亚里士多

    德所谓“历史”(ιστορια)与今日用法不同，是调查研究及

    其结果之意。确实，拉维斯以严谨的科学方法撰述法兰西民族历史，普鲁斯特以冷静的笔触刻画一个个法兰西人——上流休闲社会的历

    史，拉维斯的《法国史》作为一个时代的标记业已定格在过去的时空

    中，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仍然活在当代法国人乃至其他国

    家读者的心中。在法国，上至共和国总统，下到一般国民，“在《追

    忆似水年华》中人人读到的都是自己的故事，只要有人想要写作，小说就有幸成为指引我们的北极星，或是使我们迷失的捕鸟镜”。现

    在，关于普鲁斯特的书籍已超过了两千本，普鲁斯特是如此有名，书

    可以不通读——很少有人通读!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所写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对逝去时光的追寻》不妨一

    读，跟着作者优美的笔触，读者可以追寻法国历史上的似水年华。

    过去不在，过去留下的痕迹却无处不在。“自由·平等·博

    爱”箴言作为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代名词至今仍然影响着世

    界。然而，正如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在《自由·平等·博

    爱》一文所指出的，“我们更注重其象征意义而非其内涵的价值”，在法国大革命的一百多年后，“只有通过对这三个疲乏术语的单调诵

    唱，这句箴言才有机会在我们的记忆中生存下来”。在大革命

    中，“自由”“平等”“博爱”是依次出现的，其中“博爱”出现最

    晚，1789年《人权宣言》没有，1791年宪法只隐晦提及。“自由”关

    乎人的价值，“平等”涉及社会规则，那么，“博爱”是什么呢？网

    球场宣誓和爱国教会所宣称的“博爱”不是一回事，前者源于共济会

    的兄弟之爱，后者强调来自上帝的馈赠。细究起来，在中文约定俗成

    的翻译里，“博爱”是个大误译。与汉语“博爱”相对应的英

    文“philanthropy”、法语“philanthropie”源于希腊语“”，这个词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 ”——“爱”，另一个

    是“ ”——“人类”，合起来即“人类爱”，而被翻译为汉

    语“博爱”的法文原文是“fraternité”，即英语“fraternity”，意为“友爱”“兄弟爱”，其词根即拉丁文“frater”——“兄

    弟”。

    博爱难，友爱也不易。在鲁昂遭受火刑的巫女(sorcière)——

    贞德折射了法国内部的分裂与和解。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女儿在完成

    从奥尔良的城墙下到兰斯大教堂的旅程后，成为“祖国的圣女”——

    天主教法国与共和主义法国的和解。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的《贞德》剖析了时空上的漫长和解旅程。贞德曾是时代的

    象征，在经历了被遗忘或被忽视的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后，有关

    她的记忆在19—20世纪重新活跃起来。贞德曾是地域差异化的象征，15世纪有关她的记忆仅止于地域、家族，虽然1429年法国国王加封贞

    德家族为贵族，赐姓迪利斯(du Lys)——象征法国王室的百合花。

    贞德曾是党派博弈的符号，在整个19世纪，有三种贞德记忆：天主教

    圣徒、爱国者和排他民族主义者。20世纪的政治家和各党派出于法国

    人的团结以及作为团结之对立面的党派主张之目的利用贞德。三

    上述论文是《记忆之场》135篇论文中的9个片段，要了解主编诺

    拉是如何统摄这些片段的，读读他写的长篇导言和结语无疑是有益

    的。

    导言《记忆与历史之间》不好读，诺拉使用了很多带有感情色彩

    的修辞，将其关于记忆之场的思考包藏其中。如在第一段末尾，“正

    因为没有了记忆，记忆才被谈起”(On ne parle tant de mémoire

    que parce qu'il n'y en a plus)(17)，诺拉到底要表达什么呢？通

    读整篇文章可知，诺拉如是说乃是与其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看法有关

    的。诺拉强调，在历史加速度消失的当下，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距离拉

    大，二者浑然一体的时代业已终结。对于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诺拉有

    多种表述：“这里所说的记忆，是所谓原始而古旧的社会记忆，它表

    现为一种模式并带有秘密性质，历史则是我们这类社会从过去之中创

    造出来的，而我们的社会注定要走向遗忘，因为它们处于变迁之

    中”。“histoire”在法语中意为经验过的历史和让这种历史变得可

    以理解的思想活动，诺拉用一组排比区分记忆和历史的关系。(1)记

    忆是鲜活的，由现实的群体承载；历史是对过去事物不完整的、成问

    题的重构。(2)记忆是当下的现象，是经验到的与现在的联系；历史

    则是对过去的再现。(3)记忆带有情感色彩，排斥与其自身不容之

    物；历史是世俗化的思想活动，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4)记

    忆把回忆置于神圣的殿堂中；历史则把回忆驱除出去，让一切去神圣

    化。(5)记忆与集体相连，既是集体的、多元的，又是个体的；历史

    属于所有人，具有普世理想。(6)记忆积淀在空间、行为、形象和器

    物等具象中，历史关注时间的连续性和事物间相互关系。(7)记忆是

    绝对的，历史只承认相对性。

    诺拉把记忆视作当下的、具象的、活着的、情感的现象，而历史

    是对过去的理性的、批判性的重构，二者是一种不可交合的对立关

    系。但是，他又自相矛盾地说：“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都不是记

    忆，已经成为历史。我们所称的记忆之焰，业已消融在历史的炉灶

    中。记忆的需要就是历史的需要”。为了证实上述分辨，诺拉认为在

    法国出现了两种历史运动，一种是史学史的兴盛，这是历史学者在通过对自身的反省驱逐记忆的纠缠，“历史”成为他所谓的上述历史。

    把记忆从历史中剔除出去，这为记忆之场留下了讨论的空间：“另一

    场运动本质而言是历史运动，即记忆传统的终结”。伴随记忆传统的

    终结，记忆之场成为记忆残留物的场域，档案、三色旗、图书馆、辞

    书、博物馆，还有纪念仪式、节日、先贤祠、凯旋门以及《拉鲁斯词

    典》和巴黎公社墙，均成为人们从历史中寻找记忆的切入点。

    诺 拉 认 为 ， 记 忆 为 历 史 所 缠 绕 ( la mémoire saisie par

    l'histoire)，由此而出现作为记录的记忆、作为义务的记忆以及作

    为距离的记忆。在欧洲，档案有三大来源：大贵族世家、教会和国

    家。作为一种被记录的记忆，档案的价值曾为历史学家所追捧，虽然

    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但人们依旧热衷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口述调

    查的兴盛。在法国，有三百多个调查队致力于搜集“过去传达给我们

    的声音”。诺拉认为这听起来很不错，但转念想想，口述资料到底有

    多大利用价值？口述资料代表了谁的记忆意向？受访者的还是采访者

    的？它是一种“第二记忆”——制作出来的记忆。结果，和从档案中

    寻找记忆一样，人们将这种来自外部的记忆内在化了。

    对每个群体来说，向历史寻找记忆涉及自我身份认同，“记忆的

    责任来自每个历史学家自身”。历史学家已经放弃了朴素实证主义的

    文献学历史，专注于以往忽视的问题：历史-记忆一体化的终结催生了

    各种个体化的记忆，每个个体化的记忆都要求有自己的历史。诺拉认

    为，这种来自记忆责任的需求催生了记忆从历史学向心理学、从社会

    向个人、从传承性向主体性、从重复向回想的转移。这是一种新的记

    忆方式。从此记忆成为私人事务，它让每个人都感到有责任去回忆，从归属感中找回身份认同的源头和秘密。

    除去作为记录的记忆和作为义务的记忆外，还有第三种变形的作

    为距离的记忆，这体现在历史学家的写作中。诺拉指出，在与记忆一

    体化的历史那里，历史学家认为通过回想可以复活过去，现在和过去

    之间的裂痕，可以表述为“从前”和“以后”，这反映在历史解释中

    进步和衰退两大主题上。正是因为与历史的距离感，产生出去除距离

    的要求，“历史学家就是防止历史仅仅成为历史的人”；正是由于这

    种距离感，在感知方式的转变下，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被其放弃的民族

    记忆中的常见之物：记忆之场。

    那么，何谓记忆之场呢？诺拉认为它“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

    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记忆之场的“场”一词有三种特征：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

    的。如，档案馆是实在的场，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教科书、遗

    嘱、老兵协会因成为某种仪式中的对象也进入了记忆之场。一分钟的

    沉默堪称象征的极端例证。世代观念是抽象的记忆之场，其实在性存

    在于人口学中，功能性在于承载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象征性在于

    某个事件或经验只有某些人才有的标志性特征。在这三个层次上，记

    忆和历史交互影响，彼此决定。与历史存在所指对象不同，记忆之场

    在现实中没有所指对象，它只是个指向自身符号，纯粹的符号。

    本来，记忆有历史的和文学的之分，现在彼此边界模糊，伴随历

    史传奇的复兴，个性化文献的复兴，文学中历史剧的兴起，还有诺拉

    并不看好的口述史的成功，他宣称历史是失去深刻性时代的深邃所

    在，“记忆被置于历史的中心，这是文学之殇”。

    《记忆之场》第一部问世后两年，1986年第二部三卷顺利出版。

    第二部接续第一部所预设的目标，因此，在结语处诺拉仅附上一篇短

    文《民族-记忆》。第三部三卷于1992年出版，距第二部三卷的出版晚

    了6年，这固然有写作和编辑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发生了令诺拉不得

    不深思的两个事件：一是长期对垒的东西“冷战”格局瓦解后，民族-

    国家模式遭遇了新的挑战，另一个是长期拒绝国家民族叙事的法国史

    学内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名为《法国史》的著作，著名

    的“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在1986年出版了三卷本《法兰西的特

    性》。(18)“记忆之场开始于与这些研究不同的前提，反映了一种不同

    的激进观点。”(19)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既然是另一种历史——当下

    的与过去保持连续的并由现实的集体所传承的历史，而不是对不在之

    事重构的历史，那么区分与后者的关系便是其所意欲达成的目标。但

    是，在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后，诺拉发现他所生造的“记忆之场”的

    暧昧性有碍区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第三部导言《如何书写法兰西历

    史》中，诺拉再次谈到“记忆之场”的内涵，认为这个概念是狭隘

    的、限定的概念，集中于从纪念碑到博物馆、从档案到口号再到纪念

    仪式等纪念物，与现实具有可触可感的交叉关系。此外，“记忆之

    场”还具有比较宽泛的含义，承载着象征化的历史现实。本来，“记

    忆之场”旨在剥去民族国民象征和神话的表皮，将其条分缕析，但与

    编者这种主观意图相反，伴随前两部出版后的成功，“记忆之场”被

    人们广泛使用，内涵缩小为仅仅指称物质性的纪念场所。诺拉无奈地

    说：“记忆之场试图无所不包，结果变得一无所指”。与这种困境相较，《记忆之场》面临的更为深刻的困境是，本欲

    批判和解构以往的法兰西历史叙述，无意中却重构了一个整体的法兰

    西史。在法国，关于法国史的叙述均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法兰西的

    整体性，这一整体性或属于历史范畴(日期、人物、事件)，或属于

    地理范畴，或属于政治范畴，或属于经济和社会范畴，或属于物质和

    制度范畴，或属于精神和意识形态范畴，史家据此建立了多层次的决

    定论，用实际发生的过去来解释现在，勾连其历史脉络不断的连续

    性，这体现为三大历史叙述，即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及年鉴学派，分

    别由米什莱、拉维斯和布罗代尔所代表。米什莱把物质和精神统一为

    一体，是第一个把法国视作“灵魂和人”的人；拉维斯用科学方法爬

    梳所有民族的传统；布罗代尔试图建构物质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和经

    济地理学的整体世界。以批判这种传统历史学为出发点的“记忆之

    场”，蓦然回首，发现自身不知不觉地也构筑了一个基于当下情感的

    法兰西整体的历史——本来想写一部“反纪念”的历史书，最后却成

    为一部关于纪念的里程碑似的大作。在第三部最后一卷结尾《纪念的

    时代》一文中，诺拉称之为“纪念变形”所致。

    1983年，也即《记忆之场》第一部出版的前一年，法国人早早开

    始筹备六年后的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人们发现，不要说历史学

    家和普通公民，即使是法兰西的总统们对于革命意义的理解也不尽一

    致，“能否纪念法国大革命”成为一个大问题。革命不再。纪念活动

    既无法也无须唤起人们对革命记忆的激情，结果，“庆祝大革命这一

    事实本身比我们所庆祝的大革命更为重要”。在此，诺拉注意到纪念

    活动所内含的其他意义，“在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中，最受期待的，听众最多的，不是大革命的吹捧者，而是大革命的受害者”。这说明

    不是过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下，而是当下如何看待历史。更意味深

    长的是纪念内容的“空洞化”，用诺拉的话，“那些无纪念对象的纪

    念是最成功的，那些从政治和历史角度看最空洞的纪念从记忆价值角

    度看却是最具深意的”，如卡佩王朝建立一千周年纪念、戴高乐年以

    及城堡旅游等。

    纪念的变形表明纪念的目的正从对民族历史的弘扬转为对历史遗

    产的强调。1981年1月19日《费加罗报》刊载的一份调查显示，1979年

    12月，只有12%的法国人知道“遗产”指民族艺术财富，而到1980年

    12月，这一比例达到了36%，法国社会由下而上，由外省到巴黎，逐

    渐对“遗产”发生兴趣。诺拉认为，“法国从单一的民族意识过渡到

    了某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遗产”是与认同、记忆相互关联的近

    义词。认同意味着一种自我选择、自我承担、自我辨认；记忆意味着回忆、传统、风俗、习惯、习俗和风尚，以及从有意识到半无意识的

    场域；“遗产”则直接从继承所获财产转向构筑自身的财产。“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记忆不过是同一种东西，历史就是被验证了的

    记忆”。试图解构拉维斯《法国史》的诺拉，不自觉地成为一百年后

    的拉维斯，他似乎意识到这种悖论，最后为这部大著写下了如下一段

    话：“纪念的时代终将拉上帷幕。记忆的暴政只会持续一个时代——

    但恰好是我们的时代。”四

    记忆之场是历史学寻求自身变革的产物。回顾20世纪80年代国际

    历史学的动向可知，“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对史料至

    上 的 实 证 主 义 史 学 提 出 了 挑 战 ， 作 为 对 过 去 进 行 表 象

    (representation)和再表象(re-representation)的历史学，其在

    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时，必须回答文本(文字、图像、声音等)是如何

    被建构起来的问题。在导言《记忆与历史之间》中，诺拉虽然没有言

    及“语言学的转向”，但明确指出历史学面临着“认识论”的大问

    题，需要确认自身在“当下”的位置。而记忆之场的实践告诉读者，在诸如档案等第一手史料之外，日记、回忆录、小说、歌曲、图片、建筑物等均可成为话语分析的工具。

    诺拉的《记忆之场》唤起了人们重新关注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诺拉继承了哈布瓦赫关于历史与记忆二元对

    立的观点并将其推向极致，所不同的是，对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

    关系，诺拉持有不同看法，尽管他无奈地承认《记忆之场》重构了法

    兰西民族史叙事的框架，但在理论上自觉到个体记忆的存在及其作

    用。(20)此外，恰如德国文化记忆大家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

    说，诺拉把哈布瓦赫视为时空上存在的结合体——集体，改为由超越

    时空的象征媒介来自我界定的抽象的共同体。(21)

    当人们讨论《记忆之场》给历史学和记忆研究带来了什么的时

    候，哲学家利科(Paul Ric?ur)也加入了讨论，不过他是反其道而行

    之。利科在《记忆·历史·忘却》中，将诺拉的导言概括为三点：记

    忆与历史发生断裂，与记忆一体化的历史的丧失，出现了新的被历史

    纠 缠 的 记 忆 形 态 。 利 科 认 为 这 些 主 观 看 法 是 “ 奇 怪

    的”(insolites)，令人感到不安(inquiétante)。(22)稍后，利科

    发表德文论文《记忆与历史之间》——与诺拉导言同名，指出“记

    忆”和“历史”虽然存在显见不同，但记忆是构成历史的母体，历史

    是从切断与记忆的关系开始的，因而，记忆得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

    象。(23)利科导入的问题涉及与哈布瓦赫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关于历史和

    记忆关系的看法，在那里，二者关系不是表述为历史与记忆，而是历

    史即记忆。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

    2014年6月20日完稿

    2015年8月4日校对

    (1)?Pierre Nora，“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in Les Lieux de Mémoire，Ⅰ，La République，Paris：Gallimard，1984，p.ⅪⅩ，1997，p.25.

    (2)?Pierre Nora，Les Fran?ais d'Algérie，Paris：Julliard，1961.

    (3)?Todd Shepard，The Invention of Decolonization：The Algerian War and the

    Remaking of Franc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196.

    (4)?Jacques Le Goff et Pierre Nora，Faire de l'histoire，Paris：Gallimard，1974.

    (5)?Pierre Nora，Rethinking France：Les Lieux de Mémoire，1，The Stat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6)?Frances A.Yates，The Art of Memory，London：Routeledge＆Kegan Paul，1966，p.2.

    (7)?“Nation”一般被译作“民族”，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国民”。

    (8)?Pierre Nora，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Realms of Memory，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9)?ピエール·ノラ编《記憶の場：フランス国民意識の文化＝社会史》，谷川稔监

    译，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

    (10)?近年诺拉相继出版了若干本著作，分别是自传体《公共历史学家》(Histoirien

    Public，Paris：Gallimard，2011)、讨论历史认识论的《现在、国民、记忆》(Présent，Nation，Mémoire，Paris：Gallimard，2011)、研究1789年以来法国的记忆和认同问题

    ——“国民”“共和国”“革命”——的《法国研究》(Recherches de la France，Paris：

    Gallimard，2013)等。

    (11)?Paul de Man，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

    (12)? Pierre Nora ， La nation-mémoire ， in Les Lieux de Mémoire ， Ⅱ ， La

    Nation，Paris：Gallimard，1986，pp.647-658.

    (13)?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16页。

    (14)?Paul de Man，Aesthetic Ideology，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133.

    (15)?Michel de Certeau，L'écriture de l'Histoire，Paris：Gallimard，1975.

    (16)?亚理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8—29

    页。

    (17)?Pierre Nora，“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in Les Lieux de Mémoire，Ⅰ，p.ⅪⅩ.1997，p.25.(18)?中译本参见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顾良、张泽乾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1995年。

    (19)?Pierre Nora，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Realms of Memory，p.xvii.

    (20)?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53.

    (21)?Aleida Assmann，Erinnerungsr?ume：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chtnisses，C.H.Beck，1999，S.132-133.

    (22)? Paul Ric?ur ， La mémoire，l'histoire，l'oubli ， Paris ： éditions du

    Seuil，2000，pp.522-523.

    (23)?Paul Ric?ur，“Zwischen Ged?chtnis und Deschichte，”Transit 22(Winter

    20012002)，S.3-17.目录

    Tables des matières

    中文版序 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

    Ⅰ 记忆与历史 Mémoire et Histoire

    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

    纪念的时代 L'ère de la commémoration

    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Ⅱ 记忆与象征 Mémoire et Symbole

    七月十四日：从狂暴之日到庆典之日 Le 14-Juillet Du

    Diesirae à Kour de fête

    《马赛曲》：战争或和平 La Marseillaise.La guerre ou

    la paix

    埃菲尔铁塔 La tour Eiffel

    环法自行车赛 Le tour de France

    Ⅲ 记忆与叙事 Mémoire et Récit

    贞德 Jeanne d'Arc

    自由·平等·博爱 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

    拉维斯的《法国史》：对祖国的敬爱 L'“Histoire de

    France”de LavissePietas erga patriam

    马塞尔·普鲁斯特对逝去时光的追寻 La“Recherche du

    temps perdu”de Marcel Proust

    附录一 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附录二 《记忆之场》三部总目录Ⅰ 记忆与历史

    Mémoire et Histoire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

    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

    黄艳红 译一、历史-记忆的终结

    历史的演变在加速。对于这个说法，除了其隐喻意味，还应评估

    其含义：对象转向最终死亡的过去的速度越来越大，但人们也已普遍

    意识到对象已经完全消失——这是平衡态的断裂。人们已经摆脱以前

    尚存于传统的余温、缄默的习俗和对先人的重复(受某种内在历史意

    识的驱动)中的经验。在已然变化了的环境中，自我意识已经到来，过去周而复始的事情已经走到终点。人们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

    对于记忆所赖以凝结和藏匿的场所的兴趣，是与我们历史的这一

    独特时刻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时刻是个交汇点，与过去断裂的意识，与对被撕裂的记忆的感知融合在一起；不过，当撕裂还能唤起足够多

    的记忆时，便可提出记忆的具体化身问题。连续性意识成为记忆之场

    的残留物。之所以有记忆之场，是因为已经不存在记忆的环境。

    设想一下农民的终结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残缺。农民的这一典型

    集体-记忆(collectivité-mémoire)作为风靡一时的历史研究对象，适逢工业增长的高峰期。我们核心记忆的坍塌还仅仅是一个例子而

    已。由于人所共知的全球化、民主化、大众化和传媒化现象，展现在

    我们眼前的场景是整个世界都已卷入。在发展中国家，新兴民族的独

    立，使得那些因殖民入侵而从人类学意义上的昏睡中醒来的社会进入

    了历史。由于内部的去殖民化运动，所有记忆资本丰厚但历史资本微

    薄的族群、群体和家族，同样进入了历史。社会-记忆(sociétés-

    mémoires)已经终结，正如所有曾致力于保证价值观之留存和传承的

    机构一样，无论这种机构是教会还是学校，是家庭还是国家。意识形

    态-记忆(idéologies-mémoires)也已终结，正如所有曾保障过去不

    断传递到未来，或从过去指明为应对未来应保留何物的所有意识形态

    一样；如今要关注的问题是反动、进步甚至革命。更有甚者，正是历

    史感知模式本身在媒体协助下被神奇地放大了，这种感知模式以时事

    的稍纵即逝的胶片取代了记忆，而后者是基于对自身深处的遗产的反

    思之上的。

    加速：这个现象向我们粗暴地揭示的，就是真实的、社会的且未

    被触碰的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巨大鸿沟。这里所说的记忆，是所谓原始、古代社会的记忆，它表现为一种模式，并带有很强的私密性；历

    史则是我们这类社会从过去之中创造出来的，而我们的社会注定要走

    向遗忘，因为它们处于变迁之中。这一鸿沟是两种记忆之间的。一种

    记忆是整体性的，支配性的，缺乏自我意识的，具有组织能力，权力

    无限，并能自发更新。这是一种没有过去的记忆，它永远陪伴着遗

    产，把祖先的过去推至英雄、神话和起源混一的时代。另一种记忆则

    是我们的记忆，它仅仅是历史，或曰经过挑拣过后的痕迹。进入现代

    以来，人们自认为有变革的权利、权力甚至责任，随着这种意识越来

    越强烈，记忆和历史之间的距离也在拉伸。今天，这距离已经拉大到

    让人痉挛的地步。

    历史那带有征服和根除色彩的强大推力之下，记忆被连根拔除，这像是具有启示效果：十分古老的一致性联系中断了，我们认为显而

    易见的观念终结了，这个观念就是历史等同于记忆。法语中，经验过

    的历史和让这种历史变得可以理解的思想活动，是用同一个词来表示

    的(德语中用“Geschichte”和“Historie”两个词来区分)，人们

    经常强调这一语言缺陷，不过这缺陷却有它深刻的道理：我们卷入其

    中的运动，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运动，本质上说是一样的。如果我们

    仍然身处我们的记忆之中，可能还不需要给记忆找一个场所。可能也

    没有这样的场所，因为记忆没有被历史裹挟而去。每个举动，哪怕最

    司空见惯的举动，都可能因具体动作和意识的同一性，而成为始终如

    一的行为的反复，就像宗教习俗那样。一旦有了印痕、距离、中介，人就不再处于真实的记忆当中，而是在历史之中。让我们想想在日常

    生活中仍然忠实于传统礼俗的犹太人。他们作为“记忆民族”的构建

    曾排斥历史，但对现代世界的开放使得他们也需要有历史学家。

    记忆和历史远不是同义语，我们应注意到，一切都让它们处于对

    立状态。记忆是鲜活的，总有现实的群体来承载记忆，正因为如此，它始终处于演变之中，服从记忆和遗忘的辩证法则，对自身连续不断

    的变形没有意识，容易受到各种利用和操纵，时而长期蛰伏，时而瞬

    间复活。历史一直是对不再存在的事物的可疑的、不完整的重构。记

    忆总是当下的现象，是与永恒的现在之间的真实联系；历史则是对过

    去的再现。记忆具有奇妙的情感色彩，它只与那些能强化它的细节相

    容；记忆的营养源是朦胧、混杂、笼统、游移、个别或象征性的回

    忆，它容易受各种移情、屏蔽、压制和投射的影响。历史是世俗化的

    思想活动，它要求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记忆把回忆

    (souvenir)放置在神圣的殿堂中，历史则把它驱赶下来，它总是让

    一切都回归平凡。默不作声的记忆来自跟它紧密相连的群体，或者按哈布瓦赫(1)的说法，有多少个群体就有多少种记忆；从本质上说，记

    忆既不断繁衍又不断删减，既是集体、多元的，又是个体化的。相

    反，历史属于所有人，又不属于任何人，这就使得它具有某种普世理

    想。记忆植根于具象之中，如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历史关注的

    只有时间之流、事物的演变及相互关系。记忆是绝对和纯粹的，历史

    只承认相对性。

    在历史深处，活跃着一种对自发的记忆而言具有毁灭性的批判精

    神。记忆总是对历史心存犹疑，因为历史的真正使命是摧毁记忆，排

    斥记忆。历史是对经验过的过去的去合法化行为。在历史社会的前景

    中，在完全被历史化的世界的尽头，将是彻底的、确定无疑的去神圣

    化。历史的动力、历史的雄心，都不是颂扬实际发生的过去，而是要

    消除它。普遍的批判精神或许也会要求保留博物馆、纪念章和纪念

    物，即保留那些对批判工作而言必不可少的工具体系，但与此同时，在我们看来，批判精神会把这些东西从其记忆之场中清除出去。说到

    底，一个完全在历史影响下生活的社会，已不再是传统社会，它不认

    识记忆赖以植根的场域。

    这种将历史抽离记忆的做法，其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或许是史学史

    的兴起，在最近的法国表现为某种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ique)

    意识的苏醒。历史，更确切地说民族发展的历史，曾是我们的集体传

    统中最强有力的因素，尤其重要的是，它是我们记忆的环境。从中世

    纪的纪年作家到当代的“整体史”学者，整个史学传统的发展都表现

    为对记忆的规范化和自发的深化，表现为对过去的完整无缺的重构。

    毫无疑问，从傅华萨(2)以来的伟大历史学家中，没有哪一个意识到，他们再现的只是一种个别化的记忆。科米纳(3)不知道自己搜集的只是

    一种王朝记忆，拉波普里尼埃(4)不知道自己撰写的只是法国人的记

    忆，博须埃(5)写的只是基督教和君主制的记忆，伏尔泰(Voltaire)

    描述的只是关于人类进步的记忆，米什莱(Michelet)的笔下只是关

    于“人民”的记忆，拉维斯(6)的作品则仅仅是有关民族的记忆。但

    是，他们都满怀这样的意识：他们的任务是确立一种比前人更确切、更全面、更具解释意义的记忆。在上个世纪，历史学的学术工具体系

    只是更加有力地强化了对真实记忆的批判性构建。历史学的所有重大

    修正都旨在扩展集体记忆的基础。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历史学的历史不可能是纯学术的。它是史学

    批判从内部颠覆历史-记忆的写照。所有历史本质而言都是批判性的，所有历史学家都宣称要揭发前人的谎言和神话。不过，当历史开始审

    视自己的历史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便产生了。随着历史编纂学兴趣

    的到来，历史学以为自己有责任在其内部驱逐非历史的东西，它自认

    是记忆的受害者，决心努力摆脱记忆。在一个历史不负有指导和教化

    民族意识之责任的国家，历史学的历史可能不具有论战性的内容。例

    如，在美国这样一个具有多元记忆和多样化要素的国家，历史学科从

    来都是实践性的。对独立战争和内战的不同解释，不管其中牵涉的得

    失多么重大，都没有质疑美国的传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美国并不

    存在这种传统，或者说，这一传统主要不是由历史来传递的。而在法

    国，历史著述具有反叛性的大不敬性质。因为法国的历史学是利用传

    统塑造出的最典型元素——如布汶(7)这样的关键战役，或如小拉维斯

    课本这样的经典教科书——来揭示传统的构成机制，来尽可能切近地

    重构传统产生的环境。这就让人产生疑问：批判的锋芒插入记忆之树

    和历史的表皮之间。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编纂学、重构关于大革命

    的传说和解释，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完整地认可它的遗产。当人们质问

    一种传统，不管它多么令人崇敬，便意味着他不再认为它是唯一的传

    承者。不过，史学史所要探讨的对象，并不仅限于我们民族传统之中

    最神圣的东西；追寻传统的物质和概念工具、传统产生的过程及赖以

    传播的社会媒介、传统自身的构建，这就让整个历史学走进了历史编

    纂学时代，并会终结历史与记忆的身份同一。记忆本身也已成为历史

    研究的一种可能的对象。

    过去有一个时期，记忆传统通过以民族为中心的历史似乎凝结在

    第三共和国的大综合中。从奥古斯丁·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

    的《法国历史通信》([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1827)到夏尔·塞尼奥博斯(Charles Seignobos)的《法兰西民族信

    史》([Histoire sincère de la nation fran?aise]1933)，都涉

    及漫长的年代。当时，历史、记忆和民族不仅仅维持一种自然循环：

    三者构成一种互为补充的循环，一种所有层次上的共生现象，无论是

    在科研和教育上，还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当下的民族认同迫切需要通

    过阐明过去来获得合法性。革命的精神创伤使得当下的局面变得脆

    弱，这一创伤要求对君主制的历史作全面的重估；1870年的溃败同样

    损害当下的局面，这场溃败使得文献研究和记忆在学校中的传承更显

    紧迫，特别是与德国的学术研究和德国的教师——萨多瓦真正的胜利

    者(8)——比起来。没有什么呼声比强调历史学家的民族责任更强有力的了，历史学家半是教士，半是战士：这声音就回荡在《历史杂志》

    第一期的社论中，加布里埃尔·莫诺(9)在文中很有道理地认为，“渐

    进的、系统的集体研究”将以“隐秘而可靠的方式为祖国的伟大，同

    时也为人类服务”。看过这段文字及数以百计的其他类似说法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实证主义史学并非累积性学术研究的观念是怎么传播

    开的。相反，由于采取民族构建这一目的论视角，政治、军事、人物

    传记和外交因而成为支撑历史延续的根本。阿赞库尔的溃败(10)、拉瓦

    亚克的匕首(11)、愚人之日(12)、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e)条约的

    某某附加条款，所有这些都有精心的说明。最精深的学术也会为了民

    族的利益而有所增减。这一记忆空间具有强大的统一性：从希腊-罗马

    襁褓到第三共和国的殖民帝国，高层学术研究和学校课本之间已不再

    有断裂，前者把新成果融入我们的遗产，后者则把这些成果确立为大

    众信条。历史是神圣的，因为民族是神圣的。正是由于民族，我们的

    记忆才能立足于神圣的殿堂中。

    要理解这一联系何以在去神圣化的新动力下走向解体，可能要揭

    示国家-民族的组合在三十年代的危机中是如何逐步被国家-社会的组

    合取代的。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在同一年代，由于同样的原因，从记

    忆传统演变而来的历史是如何演变成社会对自身的认识的，这种演变

    在法国尤其明显。因为这种转变，历史学或许会更多地将注意力转移

    到个别记忆上，也会将自己转变为有关过去心态的实验室。不过，历

    史学在摆脱与民族合一的身份之后，便不再有一个支柱性的问题来支

    撑，与此同时，它也失去了传承价值观的教育使命：学校教育的危机

    就能说明这一点。民族不再是容纳集体意识的统一构架了。民族的定

    义不再受到质疑，而和平、繁荣及民族力量的收缩完成了扫尾工作；

    民族之所以没有受到威胁，仅仅是因为不存在威胁。随着社会取代民

    族的地位，以过去即以历史来寻求合法化，已逐步让位于以未来来寻

    求合法化。对于过去，人们以前只能认识它，崇敬它，对于民族，人

    们可以为它服务；但对于未来却应该为之做好准备。这三个术语都已

    获得独立。民族不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个既定事实；历史已经成为

    社会科学；记忆已成为纯粹私人化的现象。民族-记忆也将成为历史-

    记忆最后的表现形态。

    因此，对记忆之场的研究发生于两场运动的交汇点上，在今天的

    法国，这两场运动赋予这一研究地位和意义：一场运动纯粹是历史编

    纂学方面的，即历史学开始反省自身，另一场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历

    史运动，即记忆传统的终结。所谓场所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曾在记忆深处体验到的深厚资源正在消失，现在它只能通过重构起

    来的历史学才能体验。一方面是历史研究有了决定性的深化，另一方

    面是一种被强化的遗产的出现。批判原则具有其内在动力，即我们的

    政治和心态上的历史背景日益衰弱，眼下这种背景仍然相当强大，以

    至我们不能对它无动于衷，但它又是如此虚弱，以至只能回顾那些最

    醒目的标志才能为人接受。这两种趋向都使得我们以同样的热情同时

    去观照历史研究的基本工具和我们记忆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对象：如档

    案，如三色旗，如图书馆，如辞书，如博物馆，同样还有各种纪念仪

    式、节日、先贤祠和凯旋门，以及《拉鲁斯词典》和巴黎公社墙。

    记忆之场首先是些残留物。历史之所以召唤记忆之场，是因为它

    遗忘了记忆之场，而记忆之场是尚存有纪念意识的一种极端形态。正

    是当下世界的去仪式化催生了“记忆之场”这一概念。它是由一个从

    根本上被卷入变迁和更新的集体通过诡计和意志所分泌、设置、确

    立、建构、决定和维持的。它生来就强调新的好于旧的，青春的好于

    年迈的，未来高于过去。博物馆、档案馆、墓地和收藏品、节日、周

    年纪念、契约、会议记录、古迹、庙宇、联想：所有这些就是别的时

    代和永恒幻觉的见证者。于是各种虔诚的、哀婉的、冷漠的举动之中

    便有了怀旧的特征。这是无仪式的社会的仪式，是去神圣化社会中的

    短暂的神圣性，是削平了个体主义的社会中的个体忠诚，是原则上拉

    平一切的社会里对事实的区别化，是一个倾向于只认可平等一致个体

    的社会里的群体认可和归属的象征。

    记忆之场诞生并维系于这样一种意识：自发的记忆不再存在，应

    该创建档案，应该维持周年纪念活动、组织庆典、发表葬礼演讲、对

    文件进行公证，因为这些活动已不再是自然的了。正因为如此，少数

    派捍卫那种栖居于细心保存的特选场所的记忆，这一做法只会将所有

    记忆之场的本来目的凸显到极致。如果没有纪念的意识，历史很快就

    将这些场所扫荡一空。这是人们赖以据守的堡垒。但是，如果不是堡

    垒所捍卫的事物受到威胁，人们可能也不需要建造堡垒。如果人们还

    能真切地体会到藏在堡垒中的回忆，那么堡垒也就没有用了。反过来

    说，如果不是历史控制了记忆并使其发生变形和改造，使其成型并僵

    化，这种堡垒也不会成为记忆之场。正是下述往复运动构建起了记忆

    的堡垒：那些脱离历史运动的片段，如今又被送回到历史运动中。它

    们不再是全然鲜活的，也不是已经完全死亡，就像这些贝壳在活生生

    的记忆海洋退潮之后栖息在岸边。所以，《马赛曲》或已经死去的遗物依然具有这种充满矛盾的生

    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是一种夹杂着归属感和疏离感的情绪塑造出来

    的。1790年，7月14日已经成为过去了，但还没有成为记忆之场。1880

    年，这一天被确定为国庆日则使它成为官方记忆的场所，不过共和国

    的思想家们也将它当作一个现实的源泉。而今天呢？我们鲜活的民族

    记忆甚至也已失落，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以天真或无所谓的眼光看待

    这一记忆。令我们苦恼、不再属于我们的记忆正在迅速丧失神圣色

    彩，但也会被临时返还一些神圣性。本能的眷恋还提醒我们怀恋那些

    曾塑造我们的事物，但历史疏离感又要求我们冷静地看待遗产，冷静

    地清点这些遗产。我们不再栖身于其中的幸存的记忆之场是半官方、半制度性的，半情感、半情绪化的；这种并无一致见解的共同场所所

    表达的不再是斗争信念和热情的参与，但那里依然能感觉到某种象征

    性生命的悸动。从记忆向历史的转变，从我们祖先的世界向与造就我

    们的事物存在偶然联系的世界的转向，从图腾历史向批判历史的过

    渡：这就是记忆之场的时代。人们不再歌颂民族，而是研究民族的庆

    祝仪式。二、为历史所侵占的记忆

    因此，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全都不是记忆，而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所称的记忆的火焰，全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炉灶中。记忆的需要

    就是历史的需要。

    或许，“记忆”一词无法被摒弃。我们接受它，但抱着这样一种

    清晰的差别意识，这差异就是真实的记忆和已经转变成历史的记忆之

    间的差异。前者今天已经隐藏在行为和习惯中，隐藏在传承无声知识

    的职业中，隐藏在身体的知识中，这是一种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来维系

    的记忆，一种本能反射性的学识。而转变成历史的记忆则几乎完全相

    反：它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它被视为一项责任来经历，不再具有自

    发性；它是心理性的，个人化的，主观性的，而不再是社会性的，集

    体性的，总括性的。从第一种直接记忆到第二种间接记忆，这中间发

    生了什么？我们可以在当代的转变完成之时来理解这一过程。

    不同于另一种，这首先是一种档案化的记忆。它完全依靠尽可能

    精确的痕迹、最为具体的遗物和记录、最为直观的形象。这场从文字

    发端的运动最终发展出高保真和录音带。记忆的内在体验越是薄弱，它就越是需要外部支撑和存在的有形标志物，这一存在唯有通过这些

    标志物才能继续。由此便产生了档案强迫症，这种强迫症影响着当代

    人，它既想完整地维持当下，又想完整地保存过去。迅速而决定性的

    流逝意识与对当下确切意义的焦虑、对未来的不确定感结合在一起，并赋予最微不足道的遗迹、最细微的证物潜在纪念物的荣誉。我们不

    是经常抱怨我们的先人摧毁了那些本来可以让我们去了解的东西，或

    听任其消失吗？这些抱怨多得让我们不会在后辈那里背负同样的谴

    责。记忆已经完全转化为最细致入微的重构。这是一种被记录的记

    忆，它让档案去为它铭记，并删减承载着记忆的符号的数量，就像蛇

    蜕去死皮一样。从前，收藏家、博学之士和本笃会修士(13)，曾作为边

    缘人和旁观者，在与社会发展和历史书写无涉的情境下努力积累文献

    资料。后来，历史-记忆的学术研究就以开发这座宝库为中心内容，并

    通过数以千计的社会渠道传播和渗透他们的成果。今天，历史学家们

    已经摆脱了文献崇拜，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保存的执着和档案的生产热

    之中。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实际上是由庞大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材料积累和深不可测的资料库构成的，这些资料库储存着我们无法记住的

    东西，对我们可能需要回忆的东西进行无边无际的编目。莱布尼茨

    (Leibnitz)所称的“纸面记忆”已经变成了一种独立的体制，它包

    括博物馆、图书馆、资料室、文献中心和数据库。仅就公共档案馆而

    言，根据专家们的估计，几十年内发生了数量上的革命，它们增长了

    上千倍。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这么自觉地产出档案，这不仅

    是因为现代社会自动地产生大量档案，也不仅是因为现代社会拥有的

    复制和保存技术，这同样是因为对痕迹的迷恋和尊重。随着传统记忆

    的消失，我们甚至还带着宗教般的虔诚去积聚各种过去的遗迹、证

    据、文献、形象、言语和直观象征物，仿佛这些日益丰富的资料终会

    在某某历史法庭上成为某种证据。神圣意味被赋予痕迹之中，尽管痕

    迹本身是对神圣的否定。我们无法事先判定哪些东西应该铭记。于

    是，人们禁止销毁，将所有东西都立为档案，纪念物的领域被不加区

    分地扩大，记忆的功能病态地膨胀，这种功能与对记忆失落的焦虑紧

    密相连，于是各种记忆机构也就相应地强化了。而在专业人士那里发

    生了一种奇特的倒转现象：从前，人们谴责他们有保存的怪癖，是档

    案的天然制作者，而今天，私人企业和公共行政机构建议档案学者保

    管一切，而专业人士早就知道，他们职业的关键其实是一种审慎的销

    毁艺术。

    因此，没多少年，记忆的物态化便极大地膨胀了，波及的范围也

    更大，而且有去集中化及民主化的特征。在传统时代，档案的三大来

    源仅仅是大贵族世家、教会和国家。今天谁不认为应保存自己的记

    忆，应书写自己的回忆录呢？——不仅那些最微小的历史角色，而且

    这些角色的见证者，如他们的妻子和医生都来书写回忆录。这些见证

    越是没有奇特之处，便越是能够表明普通人的心态。记忆虽被清除，但记载登录的普遍意愿做出了补偿。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档案的想象

    博物馆得到了极大的丰富。1980年是遗产之年，这一年是个鲜明的范

    例，它把遗产的概念推向了不确定的边界。而在10年前，1970年版的

    《拉鲁斯词典》还将“遗产”(patrimoine)的概念局限于“来自父

    亲或母亲的财产”。1979年的《小罗贝尔词典》的解释是：“祖先传

    下来的财产，一个国家的文化遗存”。由于1972年关于遗址的协议，一种十分有限的历史遗迹概念突然转向了一种理论上可以统揽一切的

    概念。

    不仅什么都保留，什么都要留下一点记忆标志，即便人们并不确

    切地知道它们标志的是什么样的记忆，而且档案的生产也已成为我们

    时代的迫切要求。社会保险档案已经成为一个麻烦的案例——其数量无与伦比，今天若排成直线可达三百公里，如果能用计算机对巨量原

    始记忆资源进行处理的话，我们的社会将能解读从饮食到生活方式的

    所有常态和病态的信息，而且可以按地区或按职业进行处理；但与此

    同时，资料的数量实在太庞大了，无论是保管还是想象中的利用，都

    需要做出严厉但又无法操作的选择。归档，归档，总得留下点什么!

    再举一个例子，最近的口述调查可谓非常合理的做法，但事实上它不

    也导致同样的结果吗？目前，仅在法国就有三百多支调查队致力于搜

    集“过去传达给我们的声音”(菲利普·茹塔尔[Philippe

    Joutard])。听起来很不错。但是我们暂且想一想，如果有一类很专

    门的资料，经过三十六个小时的搜集才能得到一个小时的录音，而且

    对它的利用不能是零星的，因为必须听完它才能得出其意义，这样一

    来，我们不得不问，对这类资料的利用是否有可能。归根结底，这些

    资料见证的是谁的记忆意向呢？是受访者的还是采访者的？光是因为

    巨量的资料，档案的意义和地位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经验过的记

    忆的多少带有目的性的残留，而是失落的记忆的有意识的、有组织的

    分泌物。经验通常会根据自己的记录方式自行展开——当下是来以别

    的方式呈现吗？——但档案则以第二种记忆或曰增补记忆强化了它。

    漫无边际的档案制作受一种新意识的刺激，这种新意识最为清楚地反

    映了历史化记忆的恐怖主义。

    这种记忆外在于我们，我们试图使之成为内化记忆，就像某种个

    人强制一样，因为这种外来的记忆已不再具有社会实践性质。

    对每个群体来说，从记忆向历史的过渡，使得它们必须通过复兴

    自己的历史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记忆的责任使得每个人都成为自

    己的历史学家。历史的迫切需要因而大大超越了职业历史学家的圈

    子。应该找回被湮没的过去，这不仅仅涉及被官方历史边缘化的前

    人。所有有机的团体，无论是不是思想性和学术性的团体，都在仿照

    族群和社会少数派的榜样，都觉得应该追寻自己的独特构造，回溯到

    自己的源头。近来，几乎每个家族都有一个成员，在尽可能完整地重

    构其家族曾经历过的、业已消失的过往。谱系学研究的发展是最近才

    有的重要现象：1982年，国家档案馆的年度报告中，谱系学研究占

    43%(大学研究的比例为38%)。但一个引人瞩目的事实是：人们并

    不把生物学、物理学、医学和音乐学的最重要的历史寄望于职业历史

    学家，而是寄望于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和音乐家。研究教育

    史的是教育者们，从物理学教育到哲学教育都是如此。在现有知识系

    统的震荡中，每个学科都以回溯自己的构建历程来检验自己的根基为己任。开始寻找学科之父的是社会学，而探索自己的过去的是人种

    志：从16世纪的专栏作者到殖民地的管理者都在做这样的工作。甚至

    文学批评都致力于重塑其范畴和传统的源头。历史学家们已经放弃了

    的纯然实证主义的乃至文献学的历史，在这种紧迫和必须之中，找到

    了此前它一直忽视的深层次的扩展和渗透。历史-记忆的终结催生了各

    种个别化的记忆，它们都要求有自己的历史。

    回忆的指令已经下达，但这是由我来回忆，是我在回忆我自己。

    记忆的历史再造换来的是最终向个人心理学的转变。这两个现象的联

    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它们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上个

    世纪末，当传统的平衡状态发生决定性的动摇——尤其是随着农村世

    界的瓦解——时，记忆不也是被柏格森(Bergson)带入哲学的中心，被弗洛伊德(Freud)带入个体心理学的中心，被普鲁斯特(Proust)

    带入传记文学的中心了吗？那个过去对我们而言正是体现于大地的记

    忆图像本身的东西被打破了，记忆猝然进入个体身份的核心，这两种

    现象犹如同一破裂过程的两张面孔，这个过程已经在今天启动。我们

    难道不应该把两个隐秘然而普遍的记忆之场归功于弗洛伊德和普鲁斯

    特吗？这两个场所就是他们笔下的原风景(14)和小玛德莱娜点心(15)。

    这是记忆的决定性的位移：从历史学向心理学、从社会向个人、从传

    承性向主体性、从重复向回想的转移。这就开启了一种新的记忆方

    式，记忆从此成为私人的事务。当代记忆的完全心理学化导致一种新

    颖独特的自我身份的结构，一些有关记忆和与过去的关联的机制。

    归根结底，记忆的强制力以坚定且不加区分的方式施加的影响作

    用于个人且仅仅作用于个人，正如记忆的再生建立在个人与自己的过

    去之间的关系上。普遍记忆原子化为私人记忆，这就赋予回忆的法则

    强大的内在强制权。它让每个人都觉得有责任去回忆，并从归属感中

    找回身份的原则和秘密。而这种归属感反过来会牵涉一切。当记忆不

    再无所不在时，如果个人不以独立决策和个人良知而做出担当记忆职

    责的决定，记忆就可能无处栖身。记忆的经验越是缺少集体性，它就

    越需要个人将它转化为记忆人(hommes-mémoire)。这就好像内心之

    中有个声音在对科西嘉人说“你应该是科西嘉人”，对布列塔尼人

    说“你应该是布列塔尼人”!要理解这一召唤的力量和魅力，也许应

    该回过头来看看犹太人的记忆：在很多已经去犹太化的犹太人中间，这一记忆最近开始复苏了。除了自己的记忆，犹太人的传统没有别的

    历史；在这样的传统之中，作为犹太人就是记得自己是犹太人，不

    过，这种不容置疑的回想一旦内在化，就会逐步让你全身心地投入。

    对什么的记忆？最不得已的情形是对记忆的记忆。记忆的心理化赋予每个人这样的意识：最终的得救取决于偿清一笔几乎无法偿清的债

    务。

    档案中的记忆、记忆-责任，除此之外还应该指出第三种特征以完

    善这幅关于变形的画卷：这就是记忆-距离。

    因为，我们与过去的关系，至少是那些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所解读

    的关系，与我们从记忆中期待的关系完全不是一回事。历史著作揭示

    的不再是回溯性的连续，它阐发的是一种断裂性。对于从前的历史-记

    忆而言，对过去的真正感知在于认为过去并未真正消逝。通过回想可

    以复活过去；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变成过去的现在则通过这种连接和寻

    根行为而得以更新，得以现实化为当下。或许，要想产生有关过去的

    意识，现在和过去之间就必须有某种裂痕，必须有“从前”和“以

    后”之分。不过，这里主要不涉及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体验的分离，它

    更多牵涉以前后联系的方式重新连接经历过的间隔。至少从现代以

    来，历史解释的两大主题，即进步论和衰退论，都很好地表达了对延

    续性的推崇，以及对于了解我们的现实状况应归因于何人何物的坚定

    意愿。于是就有了求索“起源”的思想取向，这是已经世俗化的神话

    叙事，但对于一个走上民族世俗化道路的社会来说，它能带来意义以

    及必需的神圣性。起源越是伟大，也就越能让我们显得伟大。因为我

    们通过过去来景仰的正是我们自己。但这种关系今天已经破裂了。就

    像可感知、可预见、可控制、有方向、作为当前的投影的未来已经变

    得不可见、无法预测、不可控制一样，我们关于过去的观念也发生了

    相应的转变，从可感知变得模糊不清，从可直接交流的过去，变成我

    们正感受着破裂的过去；从在记忆的连续性中摸索的历史，转向投射

    在历史断裂之上的记忆。人们不再谈论“起源”，而是谈论“诞

    生”。过去对我们而言是个截然不同的他者，是一个已与我们永远割

    断联系的世界。我们的记忆正是通过展现与我们的距离之远才表达其

    真实性的——就像一刀切除的手术一样。

    因为已经不能认为断裂感会满足于夜的朦胧和昏暗。说来奇怪，距离感要求靠近以去除距离，同时让它发出自己的颤音。人们从未以

    这样具体的方式去感知靴子上泥土的分量，去感知公元千年的魔鬼之

    手和18世纪城市里的臭味。但是关于过去的人造幻觉只有在断裂制度

    下才可以想象。我们与过去的关联的所有动力，都在于不可逾越之物

    与已消除之物之间的微妙博弈。从“关联”一词的首要意义上说，它

    涉及的是一种表象，这表象完全不同于从前的复活所寻求的东西。不管复活自认为多么完整，它实际上暗含着一种高明的记忆等级化，即

    通过明暗安排，从已确定的当下的眼光来确定观察过去的视角。单一

    解释原则的丧失让我们置身于一个曝光的世界里，与此同时，这又将

    一切对象——哪怕是最卑微、最不可能、最难以理解的对象——推向

    历史神秘的尊位。从前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儿子，今天我们知道我们

    既不是谁的儿子又是所有人的儿子。由于没有人知道过去从何而来，一种不确定的焦虑感将一切都变成历史的痕迹、可能的标记和疑点，是我们让清楚明白的事实染上这种疑点的。我们对过去的感知，就是

    粗暴地占有我们知道已经不属于我们的事物。它要求对失去的事物做

    准确的调适。表象排斥巨幅画卷，残卷排斥整体画面，表象的产生依

    靠的是零星的闪光、有选择的提取物的增值，以及别有意味的抽样。

    因此这种记忆具有强烈的视觉和观感色彩。最近人们在历史写作中能

    看到明显的“叙述的回归”，这一现象与现代文化中的电影和形象的

    强大力量怎能没有关系呢？这里谈的叙述与传统叙述实际上完全不

    同，因为它完全专注于自身和自己的切分镜头。怎能不把对档案文献

    (文件就在我们眼前)一丝不苟的尊重和口述的异军突起(角色在讲

    述，让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与我们曾经习惯的直接和真实联系在一起

    呢？对于这种对过去日常生活的兴趣，怎能不认为它是为我们恢复往

    日的慢节奏和对事物的品位呢？怎能不认为无名者的传记是让我们懂

    得大众并非是在集体言说的途径呢？在这么多微观史学研究交付于我

    们的这些过去的气泡中，怎能看不到把我们重构的历史等同于我们经

    验的历史的意愿呢？可以有记忆-镜子的说法，如果这镜子反映的不是

    原来事物的面目，而是我们要从镜子中看出差异的话；在这一差异的

    场景中，一种无法找寻的身份突然闪现出来。这里已经没有起源一说

    了，而是我们要通过非我之镜来解读我们的现实处境。

    令人困惑的是，正是这种关于本质问题的炼金术推动着历史学的

    实践，而面向未来的强烈冲动则倾向于让我们摆脱历史这个当下的秘

    密的寄存所。另外，这一神奇的工作主要是由历史学家而不是由历史

    来完成的。历史学家的命运真够奇特。在过去，他的角色很简单，他

    的地位完全处于社会之中：充当过去的代言人和未来的传递者。正因

    为如此，历史学家个人不如他的功用重要；对他而言，只有一种透明

    的学术，他只是传承的工具，只是原始文献材料和记忆植入之间再细

    微不过的连接线。最坏的情形是经常缺乏客观性。历史-记忆的分裂中

    诞生一种新的角色，与其先辈不同的是，他愿意承认与自己的课题存

    在紧密的、内在的个人联系。进一步说，他不但承认这种联系，还探

    索这一联系，不是把它看作障碍，而是看作理解的路径。因为课题研

    究全都取决于主观意向，取决于课题的创造和再创造。历史学家是新陈代谢的工具，他赋予那些没有他便毫无意义和生命的事物意义和生

    命。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完全沉醉于自身历史性(16)意识的社会是不可

    能产生历史学家的。由于完全生活在未来的影子中，这样的社会仅仅

    满足于某种社会自身的记录程序，满足于某种自动记账机器，而把社

    会的自我理解交给无限期的未来。相反，我们的社会由于广泛的变迁

    而肯定失去了记忆，但它更执着于以历史的方式来自我理解，因而注

    定要让历史学家日益成为中心人物，因为社会希望得到且不可缺少的

    事物正是在他那里产生的：历史学家就是防止历史仅仅成为历史的

    人。

    同样，正是由于这种全景式的距离感，我们才有了眼下的宏大计

    划，正是由于明确的陌生感，才会人为地再现过去的超真实，而感知

    方式的转变则将历史学家引向那些他曾经放弃过的传统对象，即我们

    民族记忆中的常见之物。他又回到了自己出生的房子的门口，但这所

    老房子已经无人居住，快认不出来了。他面对的是同样的家居摆设，但用不同的眼光来打量。他进入的是同一个工作场，但为的是生产另

    一种产品。他是在同一个剧目中，但表演的是不同的角色。历史学不

    可避免地进入了认识论阶段，寻求身份的时代终于到头了，记忆不可

    抗拒地要为历史所攫取，这不再是记忆人，它就是人本身，是记忆的

    一个场所。三、记忆之场，另一种历史

    记忆之场属于两个王国，这既是其意义所在，也是其复杂性所

    在：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

    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

    实际上，从“场所”一词的三种意义上来说，记忆之场是实在

    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不过这三层含义同时存在，只是程度

    不同而已。即便像档案馆这样看起来纯粹实在性的场域，也只是因为

    象征性的光环赋予其上而成为记忆的场所的。一个纯粹功能性的场

    域，如一本教科书、一份遗嘱、一个老兵协会，也只是因为它们成为

    某种仪式中的对象才进入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堪称象征性意味的

    极端例证，但它同时又是时间之流中的一次实在的断裂，其用途在于

    定期集中地唤起回忆。这三个方面总是共存的。还有像代

    (génération)的观念这样抽象的记忆之场吗？它的实在性在于其人

    口学内涵，其功能性在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它同时担当了记忆的塑造

    和传承的职责；它的象征性在于它的定义，因为它通过某个事件或某

    个仅有少数人体验过的经验而描绘了大多数人的特征。

    构成这三个层次的是记忆和历史的作用，二者交互影响，彼此决

    定着对方。一开始必须有记忆的愿望。如果人们抛弃优先选择的原

    则，那他很快就会从一个狭隘的、最具可能性的定义导出一个可能的

    但宽泛的概念，它将承认所有东西都可成为记忆的对象。这有点像过

    去史学批评中区分“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的良好法则，前者是

    一个社会有意制作以便让人原样复制的材料，如一项法律、一件艺术

    品，后者是当时留下的但没有想到以后会被历史学家利用的大量证

    据。正是由于没有记忆的意图，记忆之场才成为历史之场。

    另外，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历史、时间和变迁发生的话，人

    们就应该满足于某种简单的回忆录的历史。因此，场所是混合的场

    所，是合成的变体，它与生死、与时间和永恒有着内在的联系；它置

    身于集体与个体、平淡与神圣、静止与变动的螺旋关系中。这螺旋就

    像自我盘绕的莫比乌斯环(17)一样。因为很显然，记忆场所存在的根本

    理由是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白银的唯一记忆是黄金)，将意义

    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显然这是要将这些东西变得引人入

    胜，记忆之场只能来自它们在持续的意义变动和不可预见的枝蔓衍生

    中的变形能力。

    可在各种记录中举两个例子。比如革命历：它可以说是记忆的场

    所，因为作为日历，它应为所有可能的记忆提供一个既定框架；还因

    为它是革命的，从其术语和象征而言，它企图“为历史打开新的篇

    章”，它的主要设计者当时就是这么雄心勃勃地构想的，而另一个创

    意者则声称这日历要“将法国人完全交给他们自己”。于是，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历史在大革命的那一刻停止了，未来的月、日、世纪和

    年都按照革命叙事诗的想象来编制。光是这些名称就足够了!在我们

    看来，革命历之所以更多地成了记忆之场，是因为它没有成为其创设

    者们想要它成为的东西。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还按它的节奏生活，就像熟悉格里高利历一样熟悉它，那它恐怕是要丧失记忆之场的价值

    的。它可能与我们的记忆风景融在一起，其作用可能只在于记录其他

    的意念中的记忆之场。不过，它并没有遭受彻底的失败，从这个日历

    中产生的一些重大日子、重大事件总是跟它联系在一起，如葡月、热

    月、雾月。记忆之场的主旨在自我回顾，它被复制到变形的镜子中，这镜子才是它的真实所在。没有哪个记忆之场能逃脱这种命运回环。

    我们再来看《两个孩子的环法之旅》(Tour de la France par

    deux enfants)这个著名的例子：这也是个无可争辩的记忆之场，因

    为，像“小拉维斯”课本一样，它也塑造了数百万法国青年人的记

    忆，当时公共教育部长可以在早上八点零五分掏出挂表宣布：“我们

    所有的孩子都在穿越阿尔卑斯山。”之所以是记忆之场，还因为它是

    有关法国的必备知识的大全，是寻求认同的叙述和传授入门学识的旅

    行。不过事情也就此复杂化：《环法之旅》问世于1877年，从那以

    后，它所刻画的法国已不再存在，而那一年的5月16日，共和国终于稳

    固下来，但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却来自某种昔日的微妙诱惑力。因此，这部儿童读物实际上来自成人的记忆(这是常有的事)，这也是它之

    所以成功的部分原因。这是记忆的上游，但记忆的下游呢？这本书出

    版35年之后仍盛行于大战前夕的法国，但读者肯定是把它当作回忆，当作已经成为怀旧对象的传统，比如，这部作品虽然也随时代而有所

    修改，但旧的版本似乎卖得比新的版本还好。后来这本书越来越少

    见，只有在偏远乡村，在某些停滞的环境中还有人使用；它已经被忘

    记了。《环法之行》越来越稀罕，对历史学家而言则是文献储藏库。

    它离开集体记忆而进入历史记忆，随后进入教育学记忆。1977年，该著问世百年，当时《高傲的马》(18)发行量已达一百万册，而此刻吉斯

    卡尔·德斯坦治下的工业化的法国受到了经济危机的打击，于是这个

    法国重新发现了他的口传记忆和自己的农民根基，于是人们重印了

    《环法之旅》，让它再度进入集体记忆，不过这记忆已是不同的了，因为此间有了新的遗忘和新的体现形式。是什么让这个记忆之场中的

    明星再次崭露头角呢？是其最初的意图还是对其记忆的不断往复循

    环？显然二者都有：所有的记忆之场都处在幽暗之处。

    正是这一双重属性原则，场所之中无限的丰富性才存在某种等

    级、某种领地的划分，以及某种序列层次。

    实际上，如果人们仔细观察同一类型中的各种对象——它们都出

    自对死者的崇敬，都属于遗产，都试图将过去引入当下——很明显会

    发现有些对象虽然与严格的定义不符，但也可以成为记忆之场，反

    之，很多甚至大部分原则上构成记忆之场的对象事实上应该被排除。

    一些史前的地理或考古遗址甚至此类圣地，严格来说通常不构成记忆

    之场，因为人们对它们完全没有记忆的意愿，不过时间、科学研究、梦想赋予它们的重大影响力可以平衡这一缺憾。而另一方面，没有哪

    条边境线像莱茵河或“菲尼斯泰尔”(19)一样重要，后者被称作“大地

    的边界”，这是米什莱在其著名的文字中赋予的高贵称号。所有宪

    法、所有外交条约都是记忆之场，但1793年宪法不同于1791年的宪

    法，后者附带着《人权宣言》，这是奠基性的记忆之场；而《尼曼根

    和约》(20)也不同于欧洲历史的两个终点：凡尔登的协议(21)瓜分和雅

    尔塔和会。

    在记忆与历史的混合关系中，记忆起支配作用而历史是书写者。

    因此，对于事件和历史著作这两个领域，我们都应做一点思考。因

    为，它们都不是记忆和历史的合成品，而是历史中的记忆的典型工

    具，它们可以清晰地划定各自的界限。所有伟大的历史著作和史学作

    品自身难道不是某种记忆之场吗？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观念本身难道

    从本质上说不是记忆之场吗？不过对这两个问题需要有明确的回应。

    在历史书中，只有那些基于对记忆本身的改造，或构成教学中的经典

    的书籍，才称得上记忆之场。在法国，确定某种新历史记忆的重大时

    刻并不多见。在13世纪可以看到凝结着王朝记忆的《法国大纪年》 (22)，它也为几个世纪的史学著作树立了楷模。16世纪宗教战争期间，所谓的“完美历史”学派摧毁了君主制的特洛伊起源传说，重写了古

    代高卢的历史：艾蒂安·帕基耶(étienne Pasquier)的《法国研究》([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1599)的标题便颇为现代，它本身也是具有标志意义的作品。复辟王朝末年的史学猝然之间引入

    了现代历史学观念：奥古斯丁·梯叶里的《法国史通信》(1820)是

    其发端之作，最终于1827年发表，几个月后米什莱的《近代史概要》

    (Précis d'histoire moderne)恰好面世，这是这位出色的新一代史

    学家的第一部真正的作品，而就在此时，基佐(Guizot)也开始讲授

    他的《欧洲和法国文明史》。最后是实证主义民族历史的出现，《历

    史评论》(1876)是它的宣言书，拉维斯(Lavisse)的27卷本《法国

    史》是它的丰碑。甚至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也因为其名字而可能成为记

    忆之场，自传或私人日记也是如此。《墓畔回忆录》(23)《亨利·布吕

    拉尔生平》(24)和《阿米耶尔日记》(25)也是记忆之场，这不是因为它

    们更为出色或更为伟大，而是因为它们包含着记忆的一种简单运用，即对记忆自身的思索。对于政治家的回忆录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从叙

    利(26)到戴高乐(De Gaulle)，从黎塞留(Richelieu)的《遗言》

    (Testament)到《圣赫勒拿回忆录》(Mémorial de Sainte-

    Hélène)再到普恩加莱(27)的《日记》(Journal)，这类文字除了其

    本身独一无二的价值，还有某种持久的独特性：它牵涉对其他记忆的

    认识，它既是写作者与行动者的分离，也是个人言说和集体言说的合

    一、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的融合。这么多的理由要求我们在民族记忆

    的全景画中把它视作记忆之场。

    而那些“重大事件”呢？只有两类事件属于记忆之场，这与事件

    本身是否重大毫无关系。一类事件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在当时几乎

    没有人注意到，但后来的人们在回溯时赋予它起源的光荣，即奠基性

    断裂的庄重。另一类事件之中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很快它就被

    赋予浓重的象征意义，当这类事件向前发展时，人们过早地赋予其纪

    念意义；由于媒体的介入，当代史每天都在繁殖这样流产的企图。前

    一类事件，如10世纪于格·卡佩(Hugues Capet)的当选(28)，在当时

    并不引人瞩目，但他的一个后人最后死在断头台上却使他获得了当初

    并不具有的重要意义。雷通代的车厢(29)、蒙图瓦尔的握手(30)、香榭

    丽舍大街上的解放游行属于第二类事件。它们是确定性或象征性的事

    件。但两类事件中，重要的都不是事件本身。承认它们属于记忆之场

    就等于否认它们的特别意义。相反，正是因为排除了特别意义它们才

    具有意义：因为记忆与场所绑在一起，就像历史离不开事件一样。

    反过来，在记忆之场的内部，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各种必需的记忆

    分配和分类的构想。从最自然的、最富具体经验色彩的场所，如墓地、博物馆和周年纪念，到最具思想构建色彩的场所(我们不能缺少

    这类场所)，都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前面提到的“代”的概

    念、“谱系”概念和“地域-记忆”概念，也因为存在“分割”观念，关于法国空间的所有感知都以此为基础，以及“如画的风景”的观

    念，只要想想科罗(Corot)(31)的绘画或塞尚(Cézanne)的《圣维克

    多山》就能明白这一点。如果强调记忆之场的外在方面，那它们这方

    面的特征可谓千差万别。有些场所几乎可以携带，但其意义并不见得

    更小，比如说，十戒石版(Tables de la Loi)之类的东西负载着人

    们的重要记忆；有些场所具有地形上的色彩，它们的意义完全在于其

    确切的地点和它们扎根的土地，如所有的旅游胜地，如与马扎然宫紧

    密相连的国家图书馆、设在苏比兹宫的国家档案馆。还有一些不可与

    建筑混为一谈的纪念物。首先是纪念死者的雕塑和纪念碑，其意义在

    于它们存在的内在理由；虽然它们坐落的地点远不是无关紧要，但就

    算放在另一个地方也不会改变其价值。费时很长建造起来的建筑群却

    不一样，这类东西的意义在于其内部各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沙特

    尔(Chartres)大教堂和凡尔赛宫这样的世界之镜或时代之鉴。

    那么我们应该执着于功能性要素吗？有些场所纯粹是为了维持不

    可传承的、随着曾经历它的人一起消失的经验，如老兵协会；有些场

    所存在的理由也是短暂的，它们属于教育学的范畴，如课本、辞典、遗嘱或古典主义时代家长留给后代人使用的“家庭簿记”(livres de

    raison)；因此记忆之场的范围相当大。我们更应该关注象征性要素

    吗？人们可以将统治性场所和被统治场所对立起来。前者是壮观的，胜利的，庄严的，一般还是强加的，强加者或者是国家权威，或者是

    某个团体，但始终是高高在上的，这类场所通常带有官方仪式的乏味

    和隆重。除了去参加，人们不能投入更多的东西了。第二类场所是避

    难所，是自发拥护者的圣殿和无声的朝圣，是活在记忆中的灵魂。前

    者如圣心教堂，后者如卢尔德(32)的民众朝圣；前者如保罗·瓦莱里

    (Paul Valéry)的国葬，后者如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葬礼；前者如巴黎圣母院的戴高乐葬礼，后者如他在科隆

    贝(Colombey)的墓地。

    我们还可以将分类无限细化。将公共场所与私人场所分别开，可

    以区分纯粹的记忆场所，即它们的全部功能就在于铭记，如葬礼演

    说、杜奥蒙(33)和公社墙，而在另一些场所中，记忆只是其象征意义的

    一部分，如国旗、巡回庆祝会、朝圣，等等。这些尝试性的分类的意

    义不在于其严格性或全面性，甚至也不在于其联想的丰富性，意义仅在于分类的可能。它表明，并无明显关系的对象之间也可建立起不可

    见的联系，将拉雪兹神父公墓和《法国统计总览》(Statistique

    général de la France)置于同一要点之下，这并非雨伞和熨斗的超

    现实主义相遇。不同的身份之间有个组合起来的网络，有一种集体记

    忆的无意识组织，我们应该将它清楚地表达出来。记忆之场是我们民

    族历史的关节点。

    一个简单但具决定意义的特征可以将这种场所与我们习惯的各种

    新旧历史类型分别开来。所有关于记忆的历史和学术研究，不管它涉

    及的是民族记忆还是社会心态记忆，都须与实物(realia)，与事物

    本身打交道，所有这些研究都努力以最鲜活的方式把握实在。与所有

    历史对象不同的是，记忆之场在现实中没有所指对象，或者更确切地

    说，它们是自身的所指对象，是些仅仅指向自身的符号，纯粹的符

    号。但它并非没有内容，并非没有物的存在和历史，恰恰相反。但

    是，使记忆之场成为场所的，正是它借以逃脱出历史的东西。它是殿

    堂(Templum)：是一个圆圈切入不可确定的尘世(空间或时间，空间

    与时间)，圆圈里面一切都很重要，都在象征，都在意指。从这个意

    义上说，记忆之场是个双重的场所：一方面它极端地自我封闭，完全

    封闭在自己的身份和名字中；但另一方面，它又总是准备扩展自己的

    意义。

    这就使得记忆之场的历史最为平常但又最不寻常。显而易见的对

    象，最传统的素材，触手可及的史料，最普通的方法。人们或许认为

    回到了遥远的历史学。但存在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些对象只有在

    最为直接的经验论中才能得到理解，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

    在传统史学的范畴中得不到表达。史学批评应完全成为批评的历史

    学，而不仅仅是特有的研究工具。史学批评自身的苏醒就是为了生活

    在第二个层次。纯粹传承的历史就像战争一样，完全是行动的艺术，它取决于能否唤醒对象的不可靠的运气，取决于历史学家对其课题的

    投入程度。说到底，这是一种仅仅依赖于历史所能调动起来的资源的

    历史学，一种十分脆弱、难以感知和描述的联系，它是我们与那些已

    经凋谢的象征物之间无法根除的切身眷恋感。这种米什莱式历史学的

    复活，势必让人想起爱的葬礼的苏醒，对此普鲁斯特已经谈得够深刻

    了。此刻，对情感的强制性压抑终于解除，但真正的悲伤已不再是人

    们曾深刻体验过的那种悲伤，如今，这种悲伤只有靠头脑的理智和更

    多的心灵的非理性才能去理解。这里提到的是非常文学化的参照。对此应该抱怨还是应给予充分

    的肯定呢？这仍然取决于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记忆从来都只有两

    种合法形态：历史的和文学的。但这两种形态并行不悖，只是在我们

    这个时代，它们分离了。今天，边界线已开始模糊，随着历史-记忆和

    记忆-想象的几乎同时死亡，一种新型的历史学诞生了，它的声望、它

    的合法性在于它同过去、另类的过去的一种新关联。历史是我们想象

    中的替代品。历史传奇的复兴、个性化文献的复兴、文学中历史剧的

    兴起、口述史的成功，如果不把它们看作虚弱的想象力的替代品，还

    能怎样解释呢？那些沉淀着、凝固着、表现着的，已从我们集体记忆

    中枯竭的资源的场所，其意义也在于这种意识。历史，是一个失去了

    深刻性的时代的深邃所在，一个没有真正的传奇的时代的真实的传

    奇。记忆被推到历史的中心：这是文学辉煌的葬礼。

    1984年

    (1)?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提

    出“集体记忆”概念而知名。——译注(本书未标明“译注”的注释皆为原注。)

    (2)?傅华萨(Froissart，约1337—约1405)，亦译弗鲁瓦萨尔，中世纪法国最重要的

    纪年史学家之一，尤以百年战争的记述著称。——译注

    (3)?科米纳(Commynes，1447—1511)，法国作家和外交官，他的回忆录是关于路易十

    一时代的重要史料。——译注

    (4)?拉波普里尼埃(La Popelinière，1541—1608)，法国作家和历史学家，新教徒，其作品《三个世界》讲述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译注

    (5)?博须埃(Bossuet，1627—1704)，法国主教和神学家，绝对君主制的倡导者，著

    有《普遍历史谈话录》。——译注

    (6)?拉维斯(Lavisse，1842—1922)，法国历史学家，他编写的历史课本对法国民众

    的历史意识曾产生重大影响。——译注

    (7)?布汶(Bouvines)，位于法国北方。1214年7月27日，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在

    这里击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和佛兰德伯爵斐迪南的联军，这次战役被视为法国君主国

    家发展史上的关键事件。法国历史学家乔治·迪比(Georges Duby)曾就这次战役写过一本

    《布汶的主日》(Le Dimanche de Bouvines，Paris，1973)，被学界视为记忆研究的先驱之

    一。——译注

    (8)?萨多瓦(Sadowa)位于今捷克共和国境内，1866年，普鲁士军队在这里击溃奥地利

    军队，赢得德国统一的关键战役。当时有人强调普鲁士出色的教育体制是制胜的关键，故有教

    师赢得了萨多瓦战役的说法。——译注

    (9)?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d，1844—1912)，法国历史学家，著名史学杂

    志《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的创办者。——译注

    (10)?阿赞库尔(Azincourt)的溃败：1415年英军在法国北部市镇阿赞库尔大败法军。

    ——译注(11)?拉瓦亚克(Ravaillac)的匕首：拉瓦亚克是个杂役、天主教狂热分子，1610年他

    用匕首刺杀了法王亨利四世。——译注

    (12)?愚人之日：1630年11月10—11日，法王路易十三重申对黎塞留(Richelieu)的信

    任，后者的政敌的图谋被挫败。——译注

    (13)?作者这里指的应是近代早期从事古文献编辑修订的一批本笃会修士，这些人当中

    以17世纪中后期圣摩尔修道团的一批修士尤为著名，其中包括马比荣(Mabillon)，他们发展

    出系统的文献考订方法和规则。有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具有科学批判精神，为19世纪的历

    史学奠定了基础，其基本的研究方法至今仍为史学家们所运用。——译注

    (14)?原风景(scène primitive)，精神分析学上的术语，指双亲在子女面前的想象的

    或真实的性行为。——译注

    (15)?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普鲁斯特借小玛德莱娜点心(petite madeleine)展开

    自己童年时代的回忆。——译注

    (16)?在这里，历史性(historicité)这个术语强调的是时代的变迁性，即一个人所处

    的时代不是此前时代的简单重复，它是独一无二的。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种感知跟现代历

    史意识是一致的，显然，这种现代历史意识倾向于否定历史本质上的延续和重复。——译注

    (17)?莫比乌斯环(anneaux de Moebius)，又称莫比乌斯圈。将一个长方形纸条ABCD

    的一端AB固定，另一端DC扭转半周后，把AB和CD黏合在一起，得到的曲面就是莫比乌斯圈。因

    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1790—1868)发现而得名。——译注

    (18)?《高傲的马》(Cheval d'Orgueil)，法国作家皮埃尔-雅克兹·埃利亚斯

    (Pierre-Jakez Hélias)的自传体小说，出版于1975年，讲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布列

    塔尼一个穷苦农民家庭的生活。——译注

    (19)?菲尼斯泰尔(Finistère)，布列塔尼半岛上的一个省，位于法国的最西端，深入

    大西洋。——译注

    (20)?《尼曼根和约》，1679年法国与荷兰、西班牙等国签订的和约，结束了法国对荷

    兰的侵略战争。——译注

    (21)?这里的凡尔登的协议指的应是843年瓜分加洛林帝国的协议。——译注

    (22)?《法国大纪年》(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法国历史的官方汇编，编

    纂工作始于13世纪圣路易时代，终结于1461年。该书曾将法兰克人的祖先追溯到特洛伊人那

    里。——译注

    (23)?《墓畔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法国作家、复辟时代的政治家夏

    多布里昂的作品。——译注

    (24)?《亨利·布吕拉尔生平》(Vie de Henry Brulard)，法国作家司汤达的自传体

    回忆录，讲述作者在格勒诺布尔中央理工学院的学习经历。——译注

    (25)?阿米耶尔(H.F.Amiel，1821—1881)，瑞士哲学家，他死后出版的《阿米耶尔

    日记》(Journal d'Amiel)讲述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以及日内瓦民主派和贵族派的恩怨。——

    译注

    (26)?叙利(Sully，1560—1641)，法国政治家，亨利四世的首相。——译注

    (27)?普恩加莱(Poincaré)，这里可能指法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普恩加莱(1860—

    1934)。——译注

    (28)?指987年法兰西公爵卡佩当选为法国国王(当时的王位继承制度仍带有浓厚的选举

    制色彩)，他是卡佩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很多历史学家把这个王朝视为法国真正的民族历史的

    开端。后来的瓦卢瓦和波旁王朝的君主，亦认为自己出自卡佩家族。1987年，卡佩当选千年之

    际，法国举行过庆祝活动。——译注(29)?雷通代(Rethondes，位于贡比涅附近)的车厢是1918年和1940年法德签署停战协

    定的地方。——译注

    (30)?蒙图瓦尔(Montoire，位于卢瓦尔河畔)的握手，指的是二战期间法国维希政权

    首脑贝当元帅与希特勒的会晤。——译注

    (31)?科罗(Corot，1796—1875)，法国风景画家。——译注

    (32)?卢尔德(Lourdes)是位于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脚下的一个小镇，传说1858年圣

    母玛利亚曾在此显圣。——译注

    (33)?杜奥蒙(Douaumont)是凡尔登附近一个堡垒的名字，1916年，这个城堡在凡尔登

    战役开始三天后丢失，它的收复标志着凡尔登战役的结束。——译注纪念的时代

    L'ère de la commémoration

    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

    查 璐 译

    曹丹红 校

    这部《记忆之场》有着奇特的命运：起初，这部丛书从步骤、方

    法甚至到标题，都力图成为一部反纪念的史书，可最终还是绕不

    开“纪念”这个词。它们本想避开使自己成为纪念性文字的一切可

    能，从源头就打破那些长篇大论的固有赞美之辞，力图客观地描述民

    族史体系，并分解其中的元素。这些愿望如此强烈，以至纪念本身也

    成了被剖析的首要对象之一。在民族史学上，这部著作可以说是首次

    对纪念现象予以如此关注的研究。从兰斯加冕到巴黎公社社员墙，从

    法兰西学术院院士葬礼上的致哀词到逝者的纪念碑，同时还包括共和

    国历、先贤祠、凡尔赛历史博物馆、维克多·雨果的葬礼、大革命一

    百周年纪念仪式及其他诸种活动或纪念碑，这部著作所涉及的纪念现

    象构成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体系，能够说明纪念的各个层次，甚至令

    一种类型学的建立成为可能。但是，如今记忆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致

    时代那强烈的纪念欲甚至吞噬了一切尝试理解这一现象的行为，“记

    忆之场”这一表达才刚刚被提出，为剖析批判性的距离而专门打造的

    工具就已然成为纪念的绝佳手段。除了努力理解这一“吸纳”的原因

    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把纪念作为关注焦点的举动和这个热衷于纪念的历史性时刻之

    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记忆之场》出版的时期，正是法兰西本身

    频繁举行纪念活动的时期，对这一现象，我们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这一现象也许并不为法国所特有。它触及了一切具有历史性的当

    代社会。也就是说，这些社会的建立依靠的是建设性的人类自由，而

    不是神圣意志的支配，它们用本国历史的重大日期取代了基督教纪念

    日。不过法国赋予了这种现象特殊强度。这并非出于历史的偶然，而

    是因为法国历史丰富，革命彻底，走出宏大历史的情感又促使其对记

    忆进行反思。仅在1984年首卷问世到1992年最后几卷出版的几年时间内，每年都有一场或盛大、或节制的庆典活动：《南特敕令》废除三

    百周年纪念、人民阵线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卡佩王朝成立一千周年纪

    念、1968年“五月风暴”二十周年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戴高乐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这还只是一些全国性规模的庆祝活

    动，每年每月还有各种或必须组织、或刻意安排的周年庆活动。

    同时性显然并非偶然。当代纪念活动从此成为“记忆之场”，《记忆之场》中充斥着各种纪念活动：这两者之间距离最终必然会被

    拉近。这并非为了研究每一个重大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尽管它们都值

    得研究；也不是为了对纪念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此类反思还处于探

    索阶段；而是在对历史进行直接而快速的再现中，攫取这些《场》的

    诞生地，把握超越并承载这些场所，反过来又被烙上场所之名的时代

    运动。很少有这样的史书，它们的历史长到足以包括自身的历史。这

    恰是本书的幸运之处。(1)一、纪念的变形

    1968年五月风暴，大革命两百周年，时代似乎被这两种关于纪念

    性记忆的极端经验包围、控制甚至撕裂：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代表了

    自愿、有意的纪念模式，不可回避，同时也不可控制，见证了有意识

    的纪念活动的新困难；而五月风暴纪念是非自愿甚至无意识的，它无

    法控制，反过来见证了非纪念性行动的新困难。

    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它甚至无须卖弄各种名头就已经代表了一

    种纪念。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纪念活动，不正是大革命创造的吗？莫娜

    ·奥祖夫曾在此提醒我们，在攻陷巴士底狱的第二天，人们就已经表

    达了纪念这一事件的想法。佩吉(Péguy)说过：“7月14日本身就是

    它自己的纪念。”在各种全国性重大纪念活动中，大革命纪念不正是

    唯一能得意于其重复性的纪念活动吗(这足以让我们区分纪念和庆祝

    活动)？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提供了可供赶超的模式，而一百五十周

    年纪念则是需要避开的范例。(2)不正是它，对存在于一切纪念活动中

    的张力和矛盾，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记录吗？这纪念活动始终在距离意

    识和废除距离的意愿之间，在庆祝的自发性和规范它的机构之间，在

    刻板的保守和面向未来之间，在忠于使命和适应当下之间摇摆不定。

    最后，不正是它，从上至下决定了各种全国性纪念活动的安排计划

    吗？卡佩王朝建立一千周年纪念不过是对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的反

    对，戴高乐诞辰百年纪念不过是对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的重复，而

    《南特敕令》废除三百周年纪念更不过是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的前

    音。

    两者中，显然是1968年五月风暴纪念在无意中代表了纪念记忆的

    王国。关于革命行动，关于黑格尔意义上的以鲜血写就的历史，每个

    人都在事后自问，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革命，甚至没有任何可感知

    可触摸的东西，参与者将极不情愿地看到，只有一切革命都有的各色

    传奇故事不可遏抑地涌现，展开熊熊燃烧的狂欢之火：19世纪乃至20

    世纪的法国革命，青年学生的参与让人想起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的

    路障、人民阵线的游行，以及让人记忆犹新的抵抗运动，彼得格勒苏

    维埃革命和列宁掌权，从中国到古巴的第三世界革命。这样的历史幻

    觉数不胜数，而1968年五月风暴纯粹只是其象征性的总结。五月风暴的参与者们想要有所行动，却只是在终极狂欢和虚拟再现中庆祝了大

    革命的结束。五月风暴的意义仅在于纪念。它甚至拆了大革命两百周

    年纪念的墙脚，因为它不由自主地纪念了本该由1989年来庆祝的东西

    的终结。

    二者的对立并不止于此。1968年五月风暴反映了所有真正意义上

    的纪念的自我参照倾向，甚至到了夸张的程度。而大革命两百周年纪

    念则反映了以历史充塞自身的倾向。1968年6月11日，当最后一批“杰

    里科”行动(opération 《Jéricho》)的抗议者还聚集在法国广播电

    视局大楼周围时，就已经有人向他们兜售瑟伊出版社(Seuil)最新出

    版的《五月风暴黑皮书》(Le Petit Livre noir des journées de

    mai)了。“景观社会”已真正来临，而五月“事件”要与之决裂的，正是这个“社会”。使自身神圣化，使自身成为历史，这两个维度在

    此已无法区分。事件就是其本身的事件，我们只能找到“事件”一词

    来命名事件。由此造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分析的奇缺和进入谜团中

    心的困难。也正因此，运动参与者们热衷于按照自传的节奏来定期进

    行自我剖析。更因其整十周年纪念总是在政治上不逢其时(3)，1968年

    五月风暴愈发被封闭在自给自足的圈子里，愈发被局限于纯粹的记忆

    扩散，愈发难以走上政治和全国性的舞台：1978年十周年纪念时，左

    翼刚刚受挫，共同纲领的选举势头正猛；1988年二十周年纪念则正值

    各派纷争之际，一面是还当权的右翼，一面是某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

    宣传活动——1968年只给他留下了痛苦的回忆，还有大革命庆祝活动

    的准备工作——1968年五月的那段日子正是对大革命的庆祝。

    相反，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却被一段难以承受的历史压抑着。从

    1983年开始，人们提出了“能否纪念法国大革命”的问题，所用词汇

    日后被证明是富有洞见的。(4)很大一部分纪念活动都是在关于纪念的

    辩论中度过的。大革命纪念与生俱来的缺陷正在于对自身含义的追

    寻。前后相继的三个总统，还不包括共和国总统本人，(5)每个人对其

    含义的说法都不尽相同，因为没有一种说法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其

    与生俱来的缺陷还在于，除了通过历史，除了稍显古老的共和体系的

    动员外，它始终无法找回战斗热情和对革命记忆的激情，而这种热情

    和激情在一百五十年前还是生机勃勃的。因此，纪念就变成了小打小

    闹，热气球徐徐起飞(1月)，一团和气中栽下自由之树(3月)，各

    类演出——凡尔赛三级会议开幕式上的滑稽模仿(5月)，杜伊勒里

    (Tuileries)的旅游活动，瓦尔米(Valmy)的艺术展(9月)，这些

    就是毫无重大时刻的一年中规定的重大时刻。在开展过程中，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活动碰到了各种厄运。政治上，遭遇了巴黎市长的敌

    意，巴黎市长成为总理后，很快就强制放弃了世博会和一个本已缩水

    的计划；时运上，纪念组委会的前两任主席去世，留给第三任主席的

    时间太短；意识形态上，官方仅限于传达关于人权的讯息，这一讯息

    虽已是共识，却软弱无力，毫无影响；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厄运是，柏

    林墙倒塌和其他政治事件突如其来地剥夺了攻占巴士底狱事件的所有

    光彩。在电视的帮助下，7月14日的古德阅兵式才使得大革命两百周年

    纪念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最后一刻的补救也是枉然。(6)左

    翼上台后，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纪念计划，现在只留下被精心掩饰的无

    尽失望。(7)

    尽管并不走运，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还是碰上了预料之外的好

    运：在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中有一位历史学家，他坚信：“如果不过分

    强调镜像效果，我们应该确信，两百周年纪念活动的准备和开展方式

    会超越它本身，在未来准确地告知人们20世纪末法国的社会、政治和

    文化情况”(8)。让-诺埃尔·让纳内因此加大了工作量，来创建完整的

    档案体系，这些档案分门别类，可以立即投入使用。一大批研究者已

    经投入工作，来考察“纪念活动反映下的80年代的法国”(9)。毫无疑

    问，研究者们必定会以回溯的眼光将历史的厚度和密度赋予纪念，这

    厚度与密度正是当时的纪念活动所缺乏的。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有着

    奇特的命运，历史会为了历史，将它变成它从来不曾是的东西。

    这两种模式，也就是两种典型占据了当代纪念场域的两极，同时

    分别直指两个支撑和组织这个场域的关键概念：一个是“百年纪

    念”，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的概念即由此而来；另一个是“世代”，1968年五月风暴赋予了其全部的实证性。(10)一方是机械而客观的统

    一，与人生之间有着庄严却短暂的距离，另一方是一种根本性的划

    分，将形式和意义赋予过去的时间。百年纪念带着其世纪性的庄严，通过加倍和约分，对日历上所有数学集会进行着实际的操控。而世代

    通过围绕同一个日期产生的多重意义激活了集会。没有这两种时间工

    具，没有这二者的相遇，可能就不会存在纪念，这二者的相遇足以决

    定今日密集的纪念日程及其永恒的重演。“百年纪念”实际上是新近

    才有的概念，字典表明其可准确追溯至第三共和国初期。(11)三个具有

    决定意义的日期最终确立了这个词：美国独立一百周年(1876)，法

    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以及世纪本身的一百周年(1900)。为了让“百

    年纪念”最终被认可，“世纪”(12)这个18世纪的发明本身必须要有一

    百年。勒南在1889年时就已为这个新事物的强制性后果而忧心了，他为“不能阻止世纪有一百年”(13)而惋惜。勒南如果生活在今天，又会

    做何感想呢？大革命年代和征战连年的第三共和国时期是国家生命中

    的两个关键时刻，考虑到那些在这两个时期应运而生的发明创造和新

    事物，有关这一概念如何诞生的回顾足以让我们想起无穷无尽的纪念

    日：一百周年纪念、两百周年纪念，同样，还有五十周年纪念、一百

    五十周年纪念。二十年来直到世纪末，官方的、制度化的纪念日程排

    满了这样的纪念活动。(14)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纪啊!正是在此，纯粹的

    数学计算随时会遇到来自另一极，也就是过往经历这一极的冲击波。

    这一极的人口和世代节奏给纪念这一责任强行带来了另一种氛围，另

    一种更加苛刻和紧张的气息，那就是恐怖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

    害者的气息，他们的经历随时可能从血淋淋的记忆转变成墨写的历

    史。就以参加过大战的老兵所获得的荣誉，也就是那些双重纪念日来

    简单举个例子：世界大战和法国解放，1964年也是让·穆兰(Jean

    Moulin)的遗体移入先贤祠的年份，1984年也是最后一批一战大兵庆

    祝他们九十岁的生日的年份，1994年也是准备给予特殊荣誉的年份。

    我们已经可以从中体会到，近二三十年来，在退休年龄和“最后见证

    者”年龄之间有着怎样一股纪念热。正如从更普遍角度来说，只须

    把“百年”和“世代”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就可以知道，从60年代

    到第三个千年，这两种模式不仅仅从象征意义上，给某个单纯从数量

    增长的角度来说就已经可以被称为“纪念的时代”的东西划定了范

    围。

    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纪念这一现象的扩张，而是其内在的变

    化：由大革命创造并由穷兵黩武的第三共和国确立的全国性纪念活动

    的古典模式遭到了颠覆和瓦解(15)，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形形色色的纪

    念语言构成的并不统一的体系。这一体系体现了与过去的一种不同的

    关系，与其说是强制性的，不如说是选择性的，是一种开放的、可塑

    性强的、具有活力的体系，处在不断的建构之中。仅以发生在我写这

    些文字的这几个星期的几场游行为例吧，为纪念加拿大部队登陆六十

    五周年，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对阿尔图瓦

    (Artois)地区的维米(Vimy)进行了官方视察，还有《纯粹理性批

    判》出版两百周年国际研讨会，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三十周年纪念，博 堡 ( Beaubourg ) 建 成 十 五 周 年 纪 念 ， “ 冬 季 赛 车 场 大 逮

    捕”(rafle du vél'd'hiv')五十周年纪念，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到达圣特罗佩(Saint-Tropez)一百周年纪念，这些事件之

    间有什么关联呢？钟声依旧敲响，可时刻已不尽相同。现在起作用的显然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国家-民族的单一模式的瓦解，传统体系，作

    为这一模式的象征性浓缩表达形式，也随之崩溃。不再有超我的纪

    念，正典已经消失。

    传统模式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无个性、肯定式的权威的存在，例如

    法兰西、共和国或民族，这是由国家所组织和引导的纪念活动存在的

    真正原因。现在，国家的作用淡化了，更多的是鼓励而非指导。即使

    是诸如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这样的举国庆祝活动，共和国总统任命组

    委会的法令也不过使用了“鼓励”“协调”“整合”“促进”这样的

    字眼。传统模式也意味着一种历史的统一性，这历史因为是史诗化、好斗、具有方向性的，因而有其选民，尤其是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选

    民，而被其排斥在外的，只能沉默不语，或陷入对记忆的私人崇拜，例如每年1月26日为悼念路易十六被处决，皮克普斯(Picpus)公墓都

    会举行一场虽虔诚却几乎地下的弥撒。在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中，最

    受期待的，听众最多的，不是大革命的吹捧者，而是大革命的受害

    者，包括旺代(vendéen)“屠杀”的揭露者，以及受迫害的教会的代

    言人。他们以人权和大革命的原则之名，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在纪念活

    动中获得一席地位。传统模式自上而下依赖的都是一种秩序和等级关

    系。现在这种秩序和等级关系已经被打破，从中获利的是一系列去中

    心化的活动，传媒、旅游、娱乐和营销等都参与其间。不再有纪念性

    建筑，因为热衷塑造雕像的时代已经过去。不再举国上下同时举行纪

    念活动——这样的活动拥有同样的场所、仪式和队列，对团体和个体

    的特殊投入毫不在意——有的只是对不同代人之间传承关系的尊重。

    肯定集体身份、彰显纪念精神的，不再是学校这一传统模式中最核心

    的手段，不再是公共广场，也不再是11月11日、7月14日、5月1日(16)

    等日期举行的愈发沉闷的仪式，而是电视、博物馆、卡昂(Caen)纪

    念碑、佩罗讷(Péronne)大战博物馆，以及为此成立的成千上万的协

    会和大量戏剧音乐表演和民间活动。而必不可少的展览和研讨会，更

    是成为当代纪念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感恩的祖国”失去了

    其永恒性和超验的抽象性。比起那些移入先贤祠的偶然个案(1987年

    勒内·卡森[René Cassin]，1988年让·莫内[Jean Monnet]，1989年格雷瓜尔神父[abbé Grégoire]、蒙日[Monge]和孔多塞

    [Condorcet])，它面对的，更多的是代表某个领域的转瞬即逝的英

    雄，比如科吕什(Coluche)、达尼埃尔·巴拉瓦纳(Daniel

    Balavoine)以及巴黎-达喀尔拉力赛(Paris-Dakar)中的死者。比起

    仪式、官方敬意和公开祝圣，它更多地体现在运用舞台和戏剧效果的

    大型节目中。对于最能揭示时代精神的纪念，我们应该去狂人国主题历史公园中找寻。(17)一切尽在其中：狂人国公园是省议会主席菲利普

    ·德维利耶(Philippe de Villiers)反官方的创举，充分证实了他

    的乡村基督教徒信条。在这个公园中，旺代典范性地展现了一个遗失

    的世界，用戏剧形式表达着反历史的主张，火药、分贝和激光上演魔

    幻一幕，还史前史以“声音和光线”，在团结友好的庞大网络中，一

    切都具有魔咒般的吸引力。结果：自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1978年的官方访问过后，狂人国公园每年都能迎来二十到

    三十万名游客。那个守着学院刻板的老一套的年代，那个年轻的奥古

    斯丁·梯叶里振臂高呼“法拉蒙，法拉蒙，带上宝剑去战斗!”的年

    代已经远去了。传统模式确实已经消亡。

    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化、公民化的纪念已沦为政治。主要原因在

    于，大战以来，没有哪件事能顺理成章地进入民族统一记忆。(18)法国

    解放开启了记忆的战役，每一段记忆都是好斗的，因为它们都要求自

    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级的象征，而这要求又是合情合理的。1945

    年戴高乐和共产党的竞相许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战的记忆曾具有

    极强的凝聚力；即使是关于维希(Vichy)之后的贝当(Pétain)的记

    忆，也不能阻止凡尔登成为整个国家公认的象征。二战则始终是一股

    分裂力量，甚至无法举出一个唯一的、不容置疑的胜利日期，因为各

    地不是在同一时间以同种方式获得解放的。而5月8日在11月11日停战

    日和圣女贞德节(戴高乐更喜欢把5月8日这一天视为圣女贞德节)之

    间摇摆，一直没有找到一席之地。但当1975年瓦莱里·吉斯卡尔·德

    斯坦取消二战胜利纪念日时，还是立刻引起了大战老兵的强烈反应。

    纪念政治化是纪念泛滥的部分原因，它实际上完全改变了纪念的体

    系：使之世俗化，民主化，更接近游行。(19)这造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

    后果：一方面，纪念的规章和意义被交到了特定团体，如政党、工

    会、协会手中，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内部斗争和不可避免的抗议，斗争

    和抗议都是有关仪式本身的组织的，因为每个细节都关系到整体的意

    义；另一方面，相反的是，全国性的游行不再是某个团体之统一性的

    战斗性表达，而成了民主内部所有团体一致的冲突性。大革命一百周

    年纪念是肯定共和国大家庭的团结的契机，而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是

    所有政治派系各抒己见的场所。第五共和国的体制只会加剧这一现

    象：在最为官方的宣言中，民族记忆在至高无上的官员和所有者手

    中，其本身只能具有政治意义。尽管戴高乐时代的纪念活动追求民族

    化和爱国性，但它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戴高乐主义同化，对瓦勒里安

    山(mont Valérien)纪念活动的操纵即是一例。弗朗索瓦·密特朗在

    其七年总统任期之初，就访问了舍尔歇(Sch?lcher)、饶勒斯(Jaurès)和让·穆兰的墓地，而对茹伊昂若萨的莱昂·布吕姆

    (Léon Blum)墓地进行了私人祭扫，他所体现的，是一种准确无误的

    有关民族记忆的政治版本。自1987起他开始为贝当的坟墓献花，在

    1992年7月又决定参加“冬季赛车场大逮捕”的纪念活动，愈加明显地

    体现了这种倾向。在最高级别上，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纪念活动是不具

    备政治色彩甚至党派色彩的。

    另一方面，传统模式尤其受到来自地方和文化的强有力竞争，它

    们都对“民族性”构成了极大威胁。而文化部长的努力、地方分权、旅游业的发展、学者协会的发展、地方团体和文化机构的利益，这些

    都促进了地方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发展。这便是核心现象之所在，它对

    纪念造成了全新的冲击，颠覆了它的机制：纪念不再是高高在上，根

    据民族和爱国主义价值提炼而成，而是服从特定团体、地区、行会或

    机构的利益，实现了由手工业向工业的转变。比如，今年是1492年人

    类首次登上伊泽尔(Isère)的艾吉耶山(mont Aiguille)纪念年：

    在峰顶，人们签署了国际登山运动员道德和互助的条约，来自不同国

    家的残疾人携手登顶，三代导游把登山绳绑在一起组队前行，首位女

    性从新的登山路线登顶，还有其他各种庆祝活动。从这些努力中，难

    道看不出这是对六年前勃朗峰登顶两百周年纪念的复制和提升？今年

    还有庆祝托内尔主宫医院(H?tel-Dieu de Tonnerre)建立七百周年

    的宏大计划：召开为期三天的关于法国和世界人道主义状况的研讨会

    ——届时达妮埃勒·密特朗(Danielle Mitterrand)和贝尔纳·库什

    内(Bernard Kouchner)也会出席，电影节准备放映《文森特先生》

    (Monsieur Vincent)和《皮埃尔神父》(Hiver 54 ， L'abbé

    Pierre)等影片，法国国家档案馆馆长将亲自主持一系列关于中世纪

    的讲座的开幕仪式。在这场全体动员中，怎能忽视当时兼任司法部长

    和托内尔市长的亨利·纳雷(Henri Nallet)的个人努力？以上不过

    是从全国性庆祝活动评议会的年鉴中选取的两个例子，近十五年来，该评议会的任务正在于通过深化各省年鉴和传记词典，来集中、帮助

    和促进那些值得鼓励的主张，因此，六年来被记录在案的游行就逾千

    次。今天，没有哪个学者、哪个作家、哪个艺术家可以避开纪念的雷

    达：还是今年，马恩河畔沙隆镇(Chalon-sur-Marne)将挖掘出尼古

    拉·阿佩尔(Nicolas Appert)，以庆祝罐头发明一百周年，他将有

    幸让伊博斯泰基(Ipoustéguy)为其塑像。过去，文化纪念很少，仅

    局限于学校的庆祝活动，都是文学性的，且完全是在某个全国性的时

    刻或宣传的刺激下直接产生的。(20)而今天，文化纪念数不胜数。举个

    令人震惊的例子：今年波尔多市隆重举办了蒙田逝世四百周年纪念活动，然而他的三百周年忌日(1892)及四百周年诞辰(1933)根本无

    人问津。那司汤达呢？活跃的司汤达友人协会今年隆重举办了他逝世

    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而他们在不到十年前的1983年，刚同样隆重

    地庆祝过其两百周年诞辰。司汤达如果知道了会做何感想？不过最突

    出的还是艺术领域。这一领域不乏对人物的生平回顾，尤其是在其刚

    刚去世后；私人画廊也经常举办艺术家的生日展览。60年代以来，出

    现了一种新现象，就是在某人一百或两百周年诞辰之际，在某个大型

    国家博物馆对其进行祝圣。随着博物馆的不断创立和新一代博物馆长

    的 上 任 ， 这 种 现 象 已 经 司 空 见 惯 。 最 近 的 例 子 有 席 里 柯

    (Géricault)、武埃(Vouet)和修拉(Seurat)。原则基本上都是

    一致的：在无限开放的想象博物馆的名录中，可被纪念的生日成了选

    择的指标——几乎是唯一可能的坐标——和智力、学术性工作的计划

    工具。(21)

    受到颠覆的是纪念机制本身。记忆模式战胜了历史模式，随之而

    来的是对难以预料、变化莫测的过去的完全不同的运用。过去失去了

    其有机性、确定性和强制性特征。重要的不是过去强加于我们什么，而是我们投入了什么。这是导致无论何种信息都会被干扰的原因。是

    现在创造了纪念的工具，追寻要纪念的日期和人物，要么忽略它们，要么丰富它们，要么在规定的日程中享受自由(比如把瓦尔米归入

    1789年事件)，要么遵循日期却改变其意义(比如1994年德雷福斯事

    件的纪念是判决而非平反)。谋事在历史，成事在当下，发生的事情

    一般来说总是同我们的需要相左。这就可以解释最近接踵而来的几场

    全国性纪念的奇特结果了：那些无纪念对象的纪念是最成功的，那些

    从政治和历史角度看最空洞的纪念从记忆价值角度看却是最具深意

    的。

    卡佩王朝建立一千周年纪念和戴高乐年就是最好的证明。卡佩王

    朝一千周年纪念一开始不过是为了纪念于格·卡佩的登基，什么也代

    表不了，只不过是左右共治期间，右翼对左翼的嘲讽式回答。然而，在君主制思想早已彻底消亡的氛围下，在戴高乐空想和对即将到来的

    第二个“千年”的幻想之间，一批对此并不抱特别坚定信念的历史学

    家无意中点燃的导火索引发了一场熊熊的意义之火：于格·卡佩的登

    基迅速演变为卡佩王朝“一千周年”，促使人们开始追溯君主制的起

    源以及被年轻的中世纪史学家科莱特·博纳(Colette Beaune)称为

    《法兰西民族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nation France)的东西。

    事情就这么顺理成章了。(22)为证明戴高乐时期仍存在的君主复辟危险的最终消失，共和国总

    统在4月3日邀请了巴黎伯爵这个重量级人物一起现身亚眠(Amiens)

    大教堂，让一个非事件成为全国性的轰动事件。将一个无足轻重的事

    件视作民族的起源，将一个无迹可寻的人视作民族的创立者(不过在

    一年之中，就出现了四部卡佩传记)，这完全是反历史的。因为“卡

    佩”这一称呼是16世纪才有的，是圣莫尔(Saint-Maur)的本笃会修

    士重建了卡佩王朝的复兴。可谁又在乎史学论证上的漏洞呢!这段历

    史已经被完全同化和吸收了，事件本身那么空洞，使得人们可以毫不

    费力地用各种影射来填补。同年，弗朗索瓦·布吕什(Fran?ois

    Bluche)写的路易十四的宏大传记取得意外成功，而十年前默里·肯

    德尔(Murray Kendall)的《路易十一》的成功也同样令人称奇，它

    们通过其他途径重现了饶勒斯所说的“君主制的长久魅力”。法国人

    就某个无关紧要的计划达成了一致，并忙不迭地庆祝起来，这是分裂

    性事件出现以前，民族和它本身的婚礼。法兰西有了一千年的历史，有了诞辰，有了被确认的亲缘关系，因而也就有了身份，也就是在前

    一年被费尔南·布罗代尔列入“长时段”欲加研究的身份。

    另外，这种对过去的重构——伴随着各条旅游路线得到开拓、城

    堡重新吸引游客的大好前景——这种对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在历史上的

    无限放大，都与三次戴高乐周年纪念(诞辰一百周年、六一八宣言五

    十周年、逝世二十周年)的森严戒备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媒体大肆

    报道，为什么还是缺乏深度呢？时序本来的确可以激发希望：在君主

    制之后，在大革命之后，各种综合因素本该将戴高乐塑造成共和国国

    王，具有奠基性的过去的最后一个篇章，而这正是法国人在三年之中

    被邀请尽情体验的。不过还是打错了算盘：英雄已被英雄化，被加冕

    的这位国王早已被神圣化，也许于格·卡佩本身也不自觉地充当了这

    个国王的祝圣者和替代者。

    在这场记忆与历史的博弈中，1985年《南特敕令》废除三百周年

    纪念提供了另一种审慎的预言。这一历史影响确切而有限的事件一开

    始只和新教徒有关，最终却造成了整个民族的想象力喷涌。改革后的

    法国天主教会的意图和法国新教历史协会的意图一样，想要遵照传统

    抓住机遇，实现联合，重建在历史深化过程中逐渐消失的集体身份，密切与海外流散教友的联系。简而言之，这几乎是一个家族的记忆，建立于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历史上的记忆。结果政府对新教徒的计划产

    生了兴趣，帮助他们扩大了规模：在香榭丽舍、马提尼翁宫和市政

    厅，人们都在宣传《南特敕令》的废除，仿佛他们已隐隐感觉到，可

    能会有一场针对法兰西和共和国价值的纪念活动。而这种价值归根到底是与其要庆祝的事件本身的价值相悖的：1685年，《枫丹白露敕

    令》(édit de Fontainebleau)要通过其声称实现的单一性来重建国

    家统一——如伊丽莎白·拉布鲁斯(élisabeth Labrousse)所

    言，“一部法律，一个信仰，一个国王”——而到了1985年，人们要

    庆祝的，是统一之中的多元性，是前一年维护学校自由和法国避难地

    身份的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所要求的宽容和信仰自由。国家的大树嫁

    接上了枝丫。当新教徒们仅将此事件看作一件平淡的、与历史传记相

    关的、失去生命力的事件时，非新教徒们却开始随着新教历史产生的

    和谐激动起来：流放、迫害、灭绝、抵抗的传统、对集体的忠诚、被

    强权蹂躏的少数派的权力、以国家名义实行的不公正、人权和公民

    权。在1685年的流放者身上，法国反种族歧视协会看到了“伙伴”(23)

    的身影。而当时国家庆典协会的主席玛德莱娜·勒贝里乌(Madeleine

    Rebérioux)甚至宣称“今日的移民即昔日的新教徒”(24)。《南特敕

    令》废除三百周年纪念活动既不想成为大革命两百周年的预告，也不

    想成为其对手，却在弗朗索瓦·密特朗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典

    礼后，成为可见的全国性纪念活动，自发地运转了大革命两百周年没

    法驾驭的主题，因为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想把这些主题编成乐章。

    并不是因为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是强制性的它就没有了效果。恰

    恰相反，政治上的失败只会带来记忆上的成功。这是为什么，又是由

    什么导致的呢？首先，考虑到历史的分量，成功是距离、延续性观念

    和由远离带来的靠近所导致的。因为法国已经完全走出了革命模式，所以可以平静地、几乎一致地共同庆祝大革命的成就。法国人所置身

    的，是一种非革命，同时他们也很庆幸它的发生。法国人自由地庆

    祝、赞同、评价乃至学习的，是一种作为过去时的革命。历史转移

    了，这转移令人满意地被东欧的现实所证实，在东欧，他们以我们建

    议其颂扬的理想为名，与自称法国大革命遗产的共产主义展开了对

    抗。带来的好处是双重的，既让法国人在过去成为革命者，为其找到

    了身为革命者的理由，又让其在不再是革命者的时候继续成为革命

    者。大革命两百周年是作为记忆事实被经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

    如同一个具有统一功能的模式，成了一种真正的纪念。尤其因为大革

    命发生在法国各地，遍及每个城市和乡村，因此临近关系在几乎不知

    不觉的情况下，起到了追寻个性化谱系的作用。维齐尔(Vizille)和

    绍莱(Cholet)不同，里昂和南特也不同。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除了

    引起人们对它的敬意外，还具有城际竞赛和体育比赛的作用，具有与

    同化作用同等的效力。现在我们难以丈量亲疏关系的痕迹和深度影

    响，不过亲疏关系的机制已经超越了首都的沉默和评论家的怀疑，变得清晰起来。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的独特性就在于我们想呈现的和实

    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错位。几乎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组织者的努

    力，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一样会成功。至少此处要强调的东西已清晰

    地得到了揭示：庆祝大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比我们所庆祝的大革命更为

    重要。二、从民族性到遗产性

    这种纪念的变形只是表明了纪念的终结，而变形本身也不过是一

    场更大范围的变形的结果，那就是在二十年不到的时间里，法国从单

    一的民族意识过渡到了某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我们需要弄清这一变

    化的步骤并估量其意义。

    这一重大转折可精确追溯至70年代中期。因机缘巧合，一系列表

    面上毫无瓜葛的动荡交织在一起，在悄无声息间深刻撼动了集体和民

    族意识的根基。最具决定性的事件当然是在经济增长的拐点，农民阶

    层的彻底消失。观察家们在看到进步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衡量其代价和

    破坏性。从1974年开始，在经济危机的首波冲击下，在让·富拉斯蒂

    耶(Jean Fourastié)称之为“经济增长光辉三十年”结束后不久，后果就全面地展现了出来。十年来，只有偏远乡村的调查者和研究

    《朗格多克的农民》(Paysans de Languedoc)的历史学家才知晓的

    东西，只在派到菲尼斯泰尔的普洛泽韦(Plozévet)或沙蒂永内

    (Chatillonais)乡村的人种志学家狭小圈子里流传的东西，被封闭

    于新建的民间传统艺术博物馆人迹罕至的围墙内的东西，一下子在公

    众舞台上爆发了出来。与此同时，农学家勒内·迪蒙(René Dumont)

    代表生态党成了共和国总统候选人，《法国乡村历史》(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高傲的马》、《蒙塔尤》(Montaillou)同

    时获得意外成功，1980年的国家遗产年更是将这一切推向了高潮。60

    年代末“新兴工人阶级”的出现已经具有标志性意义；而1971年3月，为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这位

    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银行的前代理人前去公社社员墙前鞠躬，为自“流血周”开始的一段历史画上句号时，很显然，一个世纪的工

    人阶级的法国结束了，勒克勒佐自然环境博物馆(25)的时代已经来临。

    不过，农民阶层的消失具有更深远的意义，直接触及了千年的稳定根

    基。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又从其学生的论文中走出来，为置身

    于某种永恒身份中的法国把脉。农业人口降到了10%以下，弥撒不再

    使用拉丁语，这两件事意味着集体意识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中世纪的

    基督教记忆尚存的活跃部分的最终消亡。我们只能通过历史和想象来

    重现那已经永远消逝了的世界。尽管消失，但仍然在场，产生了一种与自己相异的东西，一个晦涩、神秘、魅惑的世界，走出了连贯的历

    史，继而存活于不连贯的记忆中。

    如果成为国家元首的不是这样一位年轻、高雅、看重技术、巴黎

    风范十足的总统，人们对那无声无息触动根基的冲击的感受可能也不

    会那么强烈。总统的形象根本无法实现与深度的法国的融合，而是突

    显了与戴高乐统治的决裂。与囚犯握手，取消5月8日二战胜利纪念

    日，把成人年龄改为18岁，从这些轰动性的举止到基本政策——优先

    发展经济，主张欧洲一体化，倡导“缓解紧张局势”和中间派政府

    ——法国人，尤其在该总统上任之初活力满满的那几年中，经历了某

    种历史的失重。后戴高乐时代的无根基状态同样在多个层面引发了记

    忆的深刻变动。六一八人物(26)的突然离去标志着法国走出了战争的轨

    道。我们是否还记得，正是在这一时期，蓬皮杜宣布赦免了保安队法

    奸图维耶(Touvier)，而法国德占区和维希政府的黑色记忆通过历

    史、小说、电影等各种途径冲动地涌现了出来？(27)但后戴高乐主义尤

    其是对一种更为深层的过去的复兴。戴高乐创立的机构在其创始人逝

    世后仍保留了下来，宪法在共同纲领选举前夕获得了“重读”，一切

    都证明，戴高乐已在历史的较量中获胜，89政治斗争也找到了解决方

    案。由此，法国历史的最后两个世纪被重新纳入一个托克维尔式的、漫长的国家-民族发展史，涵盖君主制、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兰西和卡

    佩王朝千年纪念的数个漫长世纪。将一个崭新的面孔，一个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都会是最后一个代表人物的面孔神化，列入祖先的长廊，这

    产生了无法估计却实实在在的冲击：长廊本身焕然一新，引起了历史

    传记的回归；法国人再次对“有关法兰西的某种想法”——其历史、其特点——更普遍地说是对民族主题的重新合法化敏感起来。关于民

    族这一主题，受本身衰退影响的左翼开始承认，马克思主义其实一直

    对此一筹莫展。

    而且促成这种结晶，这种法兰西对法兰西的回归的，还有一个因

    素，虽说是补充性质的，却也起到了决定作用，那就是直至那时经受

    住了一切攻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坚墙轰然倒塌了，无论是列宁式的

    苏维埃共产主义，还是毛泽东式的激进左翼都没能幸免于难。在“索

    尔仁尼琴效应”和“新哲学”的成功影响下，大众看清了那些数年来

    在暗中缓慢前进的事实：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逻辑的最终决裂，左翼

    对极权主义的信任，以及官方向坚定的反苏维埃主义的倾斜。“在

    1981年，人们将会发现，”正如马塞尔·戈谢所说，“法共在1978年

    议会选举中极力掩饰的东西：上述现象并不仅限于知识分子领域，而是整个社会的一次真正的断裂。也许是法国自给自足的政治-知识分子

    体系的解体。”(28)戈谢还解释道，与革命计划一道消亡的，既是历史

    终结的思想，也是同过去彻底决裂的思想。因此这里不涉及对过去某

    个确切时代的回归，而是某种组织轴线和固定代表模式的崩溃，是一

    种科学的可预见性的终结，后者还过去以完全的自由，赋予其全新的

    意义，或者说合法性。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同一切将决裂价值化的态

    度的决裂：“渐渐失去了其合法性的，是一种对待传统的态度，这种

    态度认为传统在当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并呼唤着一种完全超越自身

    的努力。这促使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迷失：一种存在、判断和行动的方

    式，一种数十年来形成的对新事物的本能反应在没有明显失误的情况

    下，突然失去了内在的存在理由。”

    乡村保守主义不再促进经济发展，从戴高乐式强国梦中醒来，革

    命之国长久以来信仰的海市蜃楼的破灭，这三股冲击波共同袭来。与

    此同时，希拉克的振兴计划受挫后，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来的“法

    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来到了马提尼翁宫，其紧缩计划表明了一个新

    的现实，即要屈服于外部限制的铁的法则。1977年是重新调整的一

    年。不得不遵守国际秩序，从强国向中等国家过渡的现实最终得以内

    化，共和国沦为普通民主政体，法兰西的特殊性开始消失。30年代的

    危机通过传统的身份体系，体现于极端势力的上升。而70年代的危机

    则导致了反面的效应：对深度的深入，向自我的退缩，对临近坐标的

    重新把握。

    正是这场悄无声息却速度惊人的重组工程造就了国家遗产年的成

    功；这点值得重申，因为正是这一年，遗产这个词本身的词义发生了

    变化。(29)一个简单的行政提案带来了完全出乎意料的成功(30)。1978

    年，在文化部和环境部分离为两个部后，新一任文化部长让-菲利普·

    勒卡因担心自己会失去对某一领域的权力，开始考虑新设一个遗产

    司，把历史遗迹、马尔罗(Malraux)倡导建立的遗产目册和“考古

    学”都列入其管辖范围。(31)这一议案在8月9日的部长会议接近尾声时

    获得通过，因为共和国总统认为这正是调动法国人对这类事物之热情

    的好时机。在国家妇女年和国家儿童年之后，为什么不能有国家遗产

    年呢？“好的，”文化部长答道，“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资金，还

    是定在1980年吧。”于是1979年拨款从天而降。由于人们都以为这个

    领域在政治上已经死亡，这笔拨款尤其让人欢欣鼓舞。至于形式问

    题，则要由地区委员会拿出计划。惊喜就这样产生了。各地区都异常

    积极。“遗产”一词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回响。以前“遗产”这个词仅属于公证人，或者指“积蓄”。现在它的含义扩大了。父辈的财产成

    了根植于心的重量，成了与全社会发生联系的纽带，成了神圣的沉

    淀、必须传承的宝贵价值。它从大教堂和城堡的天空走下来，来到了

    被遗忘的民俗和古老的习俗中(32)，来到了美酒、歌谣和方言中；它走

    出国家博物馆，来到绿地上，或凝固在古街的石块上。当时，一切都

    准备进入这个计划，从推土机的破坏到对创造力枯竭、准备返本归源

    的艺术的瞬间感受，从共同纲领破裂后左翼受挫的希望到“新右

    翼”对民间文化复兴的希冀。在这总统大选的前一年，过去值得把

    握，很有卖点。在“遗产”这个含义模糊的词中，我们发现，其中有

    庄严的祖国，有巨大集体财富下的卑微个人，也可以衍生出对灶神的

    崇拜、对移民的敌意(移民问题已经开始得到关注)，以及对传统的

    尊重、对一切形式的现代化的拒绝。

    因此运动始于基层和外省，之后才回到对此持怀疑和讽刺态度的

    巴黎。在最初的六个月里，国家级媒体对此只字未提；相反，地方报

    纸倒是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等到了夏天，假期来临，人们发现马耶

    讷省(Mayenne)埃夫龙(évron)的居民穿上了10世纪的服装，庆祝

    他 们 千 年 的 历 史 ， 萨 尔 特 ( Sarthe ) 圣 桑 福 里 安 ( Saint-

    Symphorien)村里的年轻人在某个晚上重演了朱安党人的进攻，全国

    各地各个角落都在发生着什么。在这股洪流中，人们惊讶又错愕地发

    现了一个庞大的义工网络的存在，这个网络是三五年来自发形成的，志愿者不求索取，甚至拒绝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完成了

    一项浩大的工程：六千多个遗产保护协会和四千多个乡村文化民俗协

    会!地方化过程就这样在事实中完成了。只须政策尽快加以引导，只

    须当局用切实的民族志学政策(33)来规范、指引和巩固。国家遗产年，有点像外省乡村人的68年五月风暴。几乎不考虑未来，几乎没有切实

    的保护和传承政策，只有对过去的一拥而上。这一年，法国人迈出了

    前去寻找某个正在沉没的大陆的脚步，经费短缺是其唯一的限制。人

    们纪念的是过去，一个被政府中的右翼偶然发现的过去，一个一年后

    被左翼继承了的过去。

    让我们再回到整个现象，这个现象在于从历史到回想，再从回想

    到记忆的过渡。之所以要回到现象，是因为在显而易见的、一贯的经

    验背后，是这几个术语寻常意义的彻底颠覆，而纪念的真正变形正是

    由这种颠覆产生的。(34)过去，历史在通常意义上代表着国家，正如国

    家主要是通过历史来表达自我一样，它通过学校和时间，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框架和模型。科学的历史学本身，正如它是国家的教导者一

    样，在对记忆传统的修正中变得丰富起来。但是，无论它想表现得如

    何具有“批判性”，它代表的始终是记忆传统的深化。它的终极目标

    在于通过亲缘关系来确立身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记忆不过

    是同一种东西；历史就是被验证了的记忆。

    今天被我们通称为记忆的东西，正如我们说工人记忆、奥克语

    (occitane)记忆、女性记忆，它却是对某种已逝传统的历史意识的

    回归，是对离我们远去的某种现象的重构，而这种现象最直接关系到

    的，就是那些自认是其子孙后代的人。对于这一传统，官方历史毫不

    认为有重视的必要，要么因为国家集团通常都是建立在它消亡或沉默

    基础上的，要么因为它并没有以历史的形象出现。但那些开始融入民

    族历史的集团却迫切感到需要用从土法到科学方法的各种手段来重构

    这种传统，因为这种传统是他们身份的构成因素。这种记忆实际上就

    是他们的历史。

    需要强调的正是这简单却并不显著的颠覆，因为它正是遗产性纪

    念的源头；遗产性纪念也经历了同样的颠覆。纪念现象是对民族历史

    的浓缩和概括，是少有的庄严时刻，是集体返本归根的艰难形式，是

    对血缘关系的象征性确认，是对传承形式的选择，是过去与未来之间

    的一个过渡。纪念被分化了，对每个相关集体来说，都成为分散在社

    会这块大布上的游丝，使之在现时能与消逝的过去建立起一条回路。

    游丝散布各处，又无处可寻。纪念摆脱了传统空间的束缚，但整个时

    代本身都变成了纪念者。

    “新史学”在70年代的成功清楚展现了这一机制。如果考虑它步

    骤的繁复、主题的千差万别以及它与事件叙述性和参与者生平决裂的

    明确意愿，那么它的成功看来确实让人惊讶。那些自称“年鉴派”的

    史学家，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年鉴派”，(35)他们在大学这个封闭

    的圈子里，做起了对古典政治、国家史的颠覆工作，他们的活动可能

    已经代表了对记忆的开放，代表了从历史向记忆的倾斜；不过这种开

    放和倾斜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其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有什么能突然引

    起大众对中世纪地籍册或17世纪人口曲线图的兴趣呢？答案肯定

    是：“形成对象”的史学操作。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一操作意味着必

    须打破史学时间的同质性，直至传统时间同一性的脱节(36)。过去不会

    自动泄露秘密。只有通过事实，通过参与者的话语和动作，超越过去

    赖以表达自我的文献，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