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改变人生

    [英]保罗·多兰 著

    何文忠 周星辰 赵晨曦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前言

    第一篇 追求

    1.富有

    是否越富有越幸福

    比较心理

    炫富心理

    昂贵而重要的房子

    小结

    2.成功

    就业与失业

    职业中的幸福感

    工作时长

    阶级天花板

    社会流动之谜

    小结

    3.受教育

    是否学历越高越幸福

    智力与生活满意度

    阶层跃迁

    阶层中的教育

    教育造福社会

    为教育买单

    小结

    本篇总结

    第二篇 关系

    4.婚姻

    找到真爱

    爱是什么

    爱，至死方休

    当爱情走上离婚法庭

    可怜的单身族

    小结

    5.一夫一妻

    我结婚了，不约天性里的不忠

    渴望出轨

    不忠的后果

    挣脱束缚

    小结

    6.孩子

    生育规则是否难逃

    不生孩子的原因

    孩子与你的幸福

    你孩子的幸福

    成年的孩子

    小结

    本篇总结

    第三篇 负责

    7.利他

    看山顶上的吉尔

    分享是关心的表现

    内心快乐

    被误解的殉道者

    同理心是敌人

    看山顶上的杰克

    小结

    8.健康

    新的健康至上主义

    身材批判

    我希望在变老之前死去

    否认死亡

    小结

    9.自由意志

    一切尽在基因中

    社会环境

    环境很重要

    出生日期的随机性

    自欺欺人

    不要在他人问题上自我欺骗

    影响才最重要，对吗

    小结

    本篇总结

    结语

    不要再对自我耿耿于怀代表他人做决定

    欢迎来到现代世界

    来自“工人阶级英雄”的最后一句话

    致谢谨以此书献给逃离“叙事陷阱”的人，希望本书尽绵薄之力

    助你过好生活——多一些自己选择，少一些他人评判。

    为我们得到永远的幸福，干杯!前言

    关?于如何过好生活，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主流的社会

    故事告诉我们要事业有成、要追寻真爱，还要保持健康。这些故事有

    时确实能给生活提供指导，让我们活得更轻松，甚至更幸福，但是它

    们本质上毕竟是故事，并非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因此，它们

    最终可能会造成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反而弊大于利。我称之

    为“叙事陷阱”，它们构成了美好生活的神话。

    工人阶级英雄

    既然这是一本关于叙事的书，那就从我的一个故事开始说起。这

    是一个成长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大学教授同有害的社会叙事抗争的故

    事。在去年的“灵感之光”节，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感性与理性”的

    很有意思的专题研讨会。在就餐途中，有个50多岁的男人过来跟我搭

    讪。刚开始我们聊得很好，他说很喜欢我写的《设计幸福》一书[1]。

    可是聊了一会儿，他突然问道：“身为中产阶级的你为什么要扮演工

    人阶级的英雄呢？”我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又说：“你在书中就

    是啊，即使现在也是如此。”虽然我正唱着《烟囱之歌》，还打扮成

    了烟囱扫把的样子，但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一般情况下，不管别人夸我是什么英雄，我都会欣然接受，但他

    说的这个英雄却让我浑身不自在。他还说：“当达到一定层次后，你

    就必须注意你的言行举止了。”他觉得我不应该说脏话，而我在一小

    时的小组讨论里说了两次脏话。小组里还有两名“中年”女性，所以

    我的“罪行”更加令人发指。你知道吗，女性比较脆弱，在讨论中听

    到骂人的词就会崩溃，哪怕这个词只是用于强调。

    但我凭什么不能说脏话？有人可能觉得说脏话是词汇匮乏、智力

    低下的表现，可是目前并没有任何研究能证明这一说法。[2]

    相反，却

    有研究证明学生对在课堂上说脏话的老师更为关注，而且会更勇于表

    达自我。[3]

    脏话用来挑衅或辱骂确实很有害，但用来表达兴奋和强调也无可厚非，我说脏话就属于后者，而且只会在工作场合说。在利大

    于弊的情况下，还固执地认为不能说脏话真的很愚蠢。[4]

    他还觉得，我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人敬仰的教授，应该树立

    一个更好的榜样。他说的“更好”就是要与大众印象里的“大学教

    授”一样(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或其他权威学府任意部门的网站上看

    一看教职员工的照片你就知道了)，他想通过社会叙事给我施压，促

    使我按照中产阶级特有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待我不薄，我十分感激，但被人们期望像刻板印象里的学者一样

    因循守旧，这时常令我很苦恼。我迫切希望学者们能把自己看得重一

    些，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这些刻板印象还有更严重的危害——打消工人阶级孩子上大学的

    念头，让他们觉得必须要压抑真实的自己才能融入其中。不过英国和

    美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录取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学生时，努力

    减少了偏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增加了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学生比例，该比例超过了英国其他精英大学，这确实值得称道。但这些孩子中的

    许多人其实根本不想去精英大学，也不想在其中被当成异类，那些总

    是劝勉他们进入高等学府的人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许多出身于工人阶

    级的孩子都不愿意上大学，尤其是男孩。因为他们一旦去了，就不可

    避免地要与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学生接触。但二者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都

    不一样，而且他们的中产阶级老师也无法体会工人阶级“另类”的世

    界和想法。就算在这个不同的世界里熬了过来，他们也会感到被工人

    阶级疏远——这可是曾让他们感到安心的地方。

    中产阶级想让工人阶级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本意是好的，因为

    他们以为这些孩子怀揣着成为中产阶级的梦想。但事实并非如此，比

    如我。即便我从事典型的中产阶级职业，我无疑也属于中产阶级，但

    是我的很多朋友连大学都没进过，而且我保留着一些工人阶级的价值

    观和行为习惯。比如，在跟健身爱好者们一起锻炼时，他们看到我在

    健美比赛中穿运动夹克或乐福鞋就像看到母猪上树一样。我为我的这

    些不同感到自豪，但我也很清楚，如果我成为社会期待的学者(或者

    健身爱好者)模样，我会生活得更轻松。

    社会叙事对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做出了规范，无论我们

    是否喜欢，它们都会影响我们。当我们被社会叙事迷惑了双眼，希望

    周围的人都符合规范时，我们就掉进了叙事陷阱。如果一定说我是工

    人阶级的英雄，那么我希望这个英雄能让工人阶级的孩子们知道，他

    们可以异想天开，也可以继续做自己，而不是违心地压抑真实的自

    己。如果我们能察觉到阻碍幸福的叙事陷阱，就更有可能掌控那些曾经一直掌控我们的叙事。[5]

    一旦承认了陷阱的存在后，我们就可以开

    始考虑是否要做出改变以及如何改变，说不定未来会因此有越来越多

    爱健身的教授。

    什么是叙事陷阱

    我对教导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叙事最感兴趣。我对“叙事”的定

    义与目前大多数定义不同，其他定义的重点是关于人的故事，帮助人

    们理解人生的变化无常并形成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我关心的“叙

    事”是那些来源于他人、由他人规定并被自己采用，并且不一定直接

    来自个人经验或正面反馈的社会叙事。

    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社会叙事类似于既定的“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没有标准的定义，但它通常包含三个要素——行为规律、心

    理认同和偏离规范后的制裁的排列组合。[6]

    因此，社会规范成了人们

    应该遵守且极具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比如，“你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的教授，那么你就不能说脏话”，等等。如果我们的行为不符合社会

    规范，那么某种“社会惩罚”就会随之而来，也许是很小的惩罚，比

    如无端的争执。

    经济学家在理解任何行为时，都会先从“偏好”开始研究，比如

    对某些特定商品、服务、经历和世界发展状况的明确偏好。有时显示

    性偏好(人们在做的)和元偏好(人们想做的)之间存在差异：你可

    能永远不会去读小说，但又想成为小说迷。个体和群体两者之间的偏

    好也存在差异：自私的人与正直的人存在不同的偏好。因此，我

    把“社会叙事”定义为“元社会偏好”，这反映了社会期望对我们所

    有人的要求。

    我定义了三大类“社会叙事”，称其为“元叙事”，分别是“追

    求”“关系”“负责”，而所有“子叙事”都是“元叙事”的一部

    分。本书的第一部分关于“追求”，讨论了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富有、成功和受教育，这三者被认为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东西。本

    书的第二部分关于“关系”，讨论了围绕我们最亲密关系的社会叙

    事：婚姻、一夫一妻和孩子。本书的第三部分关于“负责”，提到了

    三个对我们寄予特殊期待的叙事：利他、健康和自由意志。

    这些叙事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权力结构、文

    化、法律、家庭、媒体、历史实践甚至进化优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叙事还影响了最近社会心理学里关于人类先天动机的分类，几乎所有的分类都假设我们受到“初级”(即先天)奖励的驱动。[7]

    核心动机包括：囤积——积累资源(富有)；自我提升——重视个人

    价值(成功)；理解——共识与远见(受教育)；归属和爱——与他

    人紧密联系(结婚并忠于彼此); 培育——照顾后代(孩子)；信任

    ——认为人性本善(利他)；安慰——使身体处于最佳状态(健

    康)；控制——了解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偶然性(负责)。这使叙事具

    有普遍性，适用于不同的文化。

    除了满足我们的一些先天欲望之外，社会叙事还对思想和行为做

    出了规范，使我们更容易适应和理解复杂的世界。在按照社会叙事探

    索如何生活时，我们有了一条清晰的路径：我们不仅想融入叙事，还

    对那些不融入的人表示不满。[8]

    事实上，现有的一些脑成像研究表

    明，人们在“惩罚”那些不符合我们期望的人时会感到很高兴，甚至

    愿意自掏腰包来“惩罚”这些人。

    权力与叙事

    我在“灵感之光”节上遇见的那位朋友，可能支持现有的社会等

    级制度：“社会支配倾向”特质得分高的人很讨厌他人不遵守特定规

    范。[9]

    “社会支配倾向”是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一种衡量标准，用于

    判断人们对社会等级的支持程度。例如，“社会支配倾向”特质得分

    高的人可能更认同“有些群体就是不如其他群体”，也可能更讨厌弱

    势群体，而且他们更可能从事能将歧视和偏见付诸实践的职业，比如

    警察。有的叙事有助于强化社会等级，比如，教授必须按照社会对其

    职业的刻板印象行事。

    社会阶级通常用来定义人们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根据经济和社

    会地位划分。它常与职业联系起来，有时也与收入和教育背景相关，这些因素都与社会阶级高度相关(并且都构成了叙事的元素)。在英

    国，工人阶级的工作技能和社会地位都较低，工资也比中产阶级低。

    在美国，“蓝领”和“白领”分别象征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大致

    来说，工作“越好”，阶级越高。

    我知道，这样定义阶级过于简单，况且不同国家定义阶级的方式

    也不一样。[10]

    对阶级的划分迫使我们思考谁更有权力。社会叙事巩固

    了现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在这本关于社会叙事的书中，不能不考虑社会等级最强有力的表现——按社会阶级对人进行分类。有些叙事

    来自有权力的人，不断被他们强化，而且使当权者大量受益，因此更

    有可能成为主导。

    人们对权力的认知也很重要。[11]

    在英国，有60%的人认为自己是工

    人阶级，尽管从事常规体力工作的人只有其中的一半左右。20世纪80

    年代以来，被大致定义为工人阶级的家庭数量逐步下降，但认为自己

    是工人阶级的人数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在美国，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

    的人数有所增加。2015年进行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近一半的

    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而2003年该比例仅为13。英国和美国的

    数据说明，社会底层的生活条件和环境看起来似乎变好了，但实际上

    似乎并非如此。

    因此，我将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分别来指代(被认

    为)权力相对较小和权力相对较大的人。在不同权力群体之间存在价

    值观差异的情况下，社会叙事将更加向有权力的群体靠拢。除此之

    外，任何想在社会阶级中往上爬的人都必须向掌权者的价值观靠拢，不然就会被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社会平等和歧视的讨论中，与性别、种族、残疾和性取向相比，阶级被大大忽视了。2010年，在

    英国，除了阶级之外的其他方面都被写进了《保护法》，除阶级歧视

    外，歧视他人都被视为违法。社会阶级却没有得到同等保护，所以公

    司完全可以因为候选人的“阶级不正确”而将其拒于门外，哪怕对方

    完全符合岗位要求。美国也存在对性别、种族的类似保护，但同样缺

    乏对社会阶级的保护。

    与其他受歧视的群体不同，工人阶级中很少有人站出来维护自身

    的利益。想要靠工人阶级中的成功人士来发声根本行不通，因为他们

    必须伪装成中产阶级才能生存。这样一来，许多行业里根本就没有能

    够起到激励作用的工人阶级榜样。而且许多工人阶级在取得一定的成

    功后，就会在身体和心理上与他们周围一起长大的人保持距离。另

    外，成功的女性和黑人不一定时刻都在积极促进性别和种族平等，但

    他们肯定不会与周围的女性和黑人疏远，因为他们的身份太容易被识

    别。

    作为一个不符合社会期望并且不爱说教的人，我知道反抗社会期

    望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和招致什么样的严厉批判。即便从长远来看，这些反抗会减少个人和社会的苦难，在开始时也总是充满痛苦和怀

    疑。然而，理解这些叙事并且了解它们是如何帮助或者伤害我们的，是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的第一步。就算这无法带来什么改变，至少也能让我们更容忍那些不符合社会期望的人，这对社会无疑是长期有

    利的。

    虽然大家都关注叙事是如何影响个人幸福的，但我也会引导你去

    思考叙事如何影响他人的生活。我们都扮演着不同的决策者，在爱

    人、朋友、父母、老板或规则制定者的角色中，我们很少做出只会影

    响我们自身幸福的决定。无论权力地位和社会阶级如何，你都应该多

    帮助他人，不对别人的选择评头论足。这样，你也许就会不那么在意

    别人对你的评价，甚至会减少别人对你的评价。

    叙事有什么危害

    我认为，任何社会叙事的影响都应该根据人的感受来评估。成功

    人士看起来很风光，但他们自己可能并不这么觉得。如果自己不觉得

    成功，那就谈不上风光。我们都应该关注自身的真实感受，因为他人

    眼中的成功并不能减轻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苦。为了在不伤害他人的

    前提下尽可能过得快乐，我们需要重塑身份来贴近更加真实的自我，这种自我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因此也不要给自己贴标签(比如父亲、教授、健身爱好者)，这会让自我变得僵化。

    许多决策环境需要有一个判断行为、环境和生活好坏的标准，比

    如分配稀缺的公共资源时。所以我建议用一个总体的社会叙事来代替

    本书中方方面面的叙事，这个总体叙事基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

    经历，要优先于那些跟人们幸福关联甚少的叙事。这样一来，不愿意

    或无法生活在“千篇一律”的特定叙事中的人就会少一些耻辱感。

    如果没有规则的约束，你和伴侣可能共同选择一段开放性关系，说不定会更幸福，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单身或禁欲。当然，你也可以选

    择结婚生子、忠于彼此，只要你快乐且不伤害他人就好。关注经验而

    非叙事能够促进各类生活方式共存，包括但不限于符合普遍社会叙事

    的生活方式。虽然我提出的许多论点都是普遍适用的，但我主要关注

    的是生活在英国和美国的人的经历。

    我将重点关注人们如何感受这些叙事，但这方面的数据很少，因

    此我需要参考大量的生活满意度报告。我对这些报告持负面态度，因

    为我的生活满意度会被社会对我的期望影响，比如，我有没有工作，工作好不好，等等。[12]

    这意味着如果生活满意度调查结果支持社会叙

    事，我们就很难确定它是如何影响人们对幸福的感受的。但是，如果生活满意度调查结果不支持社会叙事(比如已婚女性对生活的满意度

    没有单身女性高)，那么我们对叙事与幸福感之间的冲突就更加肯

    定。因为尽管社会叙事已经存在，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并不高。

    大多数时候，我无法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来确定如果世界没有这些

    叙事会是什么样子。即便我们发现幸福和婚姻是相关的，也很难知道

    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二者是否受其他因素影响，例如性格。但

    我的目的是引起大家对这些数据及其背后原因的关注，而不是提供明

    确的答案。此外，如果只有基于严密的因果关系才能做出人生决定的

    话，那么很多事情就没法进行了。

    这本书主要关注叙事会在什么情况下伤害我们。[13]

    我的出发点

    是，在做出影响他人的决定时，人们应该尽可能地减少给他人造成的

    痛苦和煎熬。[14]

    这种立场通常被称为“功利主义”，这在格言“绝大

    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中得以体现。为了符合本书目的，我把这句格

    言改写为“绝少数人的苦难最小化”，这可以被重新定义为“消极功

    利主义”。因此，遭受最多苦难的人就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哪怕为他

    们减轻一点点苦难，对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改变。当受到不平等带来

    的负面影响时，人们也可以通过减少不平等来减少痛苦(大多数人都

    不会觉得公司总裁比医院搬运工的收入高好几倍是不公平的，但如果

    是高好几百倍就会觉得不公平)。

    社会叙事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特定背景下的利弊之分。因

    此，我采取结果主义立场，而非道义主义立场。[15]

    结果主义者认为，如果盗窃带来的幸福比它导致的痛苦要多，那么就不算错。而道义主

    义者认为，盗窃就是错，因为行为本身就包含道德判断。道义主义观

    点一般不考虑前提和背景。然而，我认为如果是通过偷东西来喂饥饿

    的孩子在道德上是没错的。

    最本质的结果主义者认为，每个人的痛苦都应被平等考虑。[16]

    这

    种平等观点意味着人们应该平等对待自己、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痛

    苦。但这样的结果主义却与道义主义相冲突，比如，我的家庭的痛苦

    相对他人而言更为重要，换作是你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对不同

    的决定和观点有所区分，有的可以合理偏袒，有的就必须公平公正。

    作为父母，我有权也理应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别人的孩子。我会

    给我的女儿买最好的攀岩鞋或者给我的儿子买昂贵的壁球拍，这样他

    们就可能在运动时表现得更好。这样也许对你的孩子不利，但我不觉

    得你也必须得给孩子买。但如果我是攀岩队或壁球队的教练，有人提

    供了可以购买新装备的赞助呢？这样的话，只给我的孩子买而不给你

    的孩子买就不公平了。问题的关键是，前一种情况里的钱是我自己小结

    在讨论叙事陷阱时，我将从道义论角度，继续将重点放在看

    待与常识相结合的叙事中，但这种叙事会以一种结果主义的方式

    与常识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需要暂时放下一些

    一直坚信的事。在考察证据时，我们习惯性地以为自己很慎重、不偏袒，能够仔细思考并且客观冷静地得出结论。但实际上，我

    们脑海中已有的观念会最先跳出来，并下意识地更关注与之相符

    的证据。当证据支持我们的观念时，我们就会马上为自己的观念

    正确而感到骄傲。要是证据与我们的观念相违背呢？那么，我们

    可能会费尽心机来自圆其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相信我们之前

    的观念。如此一来，在被质疑之后，我们可能反倒更坚信自己的

    观念了。

    这被称为“确认偏误”。[17]

    在被告知和未被告知嫌疑人的两

    种情况下，即便证据相同，指纹专家的匹配结果也有差别。如果

    已知嫌疑人，专家则更倾向于将指纹与嫌疑人本人匹配。写这本

    书让我开始思考不同叙事间的细微差别，也开始关注能证明我的

    观念有误的证据。比如，我一直觉得上大学能让人更幸福、对社

    会有益，但并没有证据非常明显地证明这一点。我觉得离婚对孩

    子不好，但对很多孩子而言，他们宁愿父母离婚。

    如果读完本书，你对于某些叙事的看法更加根深蒂固，那就

    得考虑一下原因了。这可能是你按照这样的叙事确实感受到了幸

    福，并且你发现周围的人也是如此。或者可能是你害怕改变，因

    为这充满挑战和未知，甚至会更令人兴奋。很早以前人们就发

    现，恐同男性在面对男男性行为时，比非恐同男性更容易产生性

    时，我会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应对它带来的挑战。

    们幸福的整体影响时，偏袒无疑会让我的生活更加艰难，但在必要

    要平衡(父母给予各自孩子的偏爱是相同的)。在考虑不同叙事对人

    相同。因此，我接受了结果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允许偏袒，但也需

    虽然实际背景很重要，但至少我给孩子的偏爱应该与你给孩子的

    母，又是公平的教练。

    的，而后一种情况里则不是。而我的角色也是如此——既是偏心的父兴奋。[18]

    我想说的不是所有恐同男性都是潜在的同性恋，而是人

    的行为和经验是很复杂的，即使对于有明显倾向的人来说也是如

    此。我写本书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改变人们对叙事的看法，而不是

    简单地提出一套供人遵循的新规则。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每次深入探讨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

    自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些叙事影响，这将很有趣。因此，在

    每一章的开头，你都需要在两种不同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这是

    为了在遵从叙事和选择幸福之间进行简单的权衡。实际上，遵从

    叙事也可能会让你获得幸福，但这些假设的选项是为了让你意识

    到叙事已经对你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哪怕它是让你感到痛苦

    的。因为本书也聚焦于我们为其他人做出的决定，所以我希望你

    也能帮你的朋友做个选择，这些选择没有对错之分。

    [1] Dolan, P. (2015), Happiness by Design: Finding Pleasure and Purpose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Peng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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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第一篇

    追求

    这一部分包括三章——富有、成功和受教育，分别探讨了三

    类人们永远乐此不疲的社会叙事。众所周知，这三者任缺其一都

    会带来焦虑和痛苦，否则我也不会专门讨论它们。然而，社会叙

    事告诉我们，我们拥有的数量应该更多，质量应该更好。在这种

    叙事的影响下，人们会认为财富越多越成功，学历越高就越幸

    福。而这恰恰是一个叙事陷阱，因为你越往上爬，追求这些叙事

    带来的幸福感就越少，最后甚至会逆转幸福感。想要获得更多幸

    福，人们的观念就需要从“多多益善”转变为“适可而止”。

    后者更像是一种“满意度模型”，在这种决策规则中，一旦

    找到能够满足预期条件的选项，就停止搜索。这与经济学中

    的“最大化”假设恰恰相反，“最大化”是不停搜索并反复比较

    排除，最终得到最佳选项的过程。这两种决策模型最初由赫伯特

    ·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并在巴里·施瓦茨的影响下广为人

    知。举例来说，基于“最大化”原则预订度假酒店时，人们将花

    费数小时甚至数天在网上寻找最划算的选择。他们会考虑所有关

    键因素——价格、位置、房间大小、早餐供应、用户评论，等

    等，经过仔细权衡然后自豪地认为自己找到了最好的选择。而遵

    循“满意度模型”的人一旦在预算范围内找到合适的酒店，就会

    立即预订。

    我在上文中提到的“适可而止”主要关注每次决策带来的幸

    福感如何，它并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从自己和身边人的整体幸

    福感出发，找到一个最适合的选项。在富有、成功和受教育方

    面“适可而止”，就是幸福的“最大化”。1.富有

    在?开始讨论之前，请先回答以下两个问题。记下你的答案，我们会

    在第一部分末尾再回顾。

    请在A和B中选择你更愿意过的生活：

    A：你很有钱，但不快乐。

    B：你不富裕，但很快乐。

    请在A和B中为你的朋友选择一种生活：

    A：你的朋友很有钱，但不快乐。

    B：你的朋友不富裕，但很快乐。

    财富既保证了世界正常运转，又是万恶之源。钱几乎无所不能，关键在于到底是利用它，还是滥用它。钱能促使全球贸易和服务的组

    织与合作顺利开展。如果钱突然从世界上消失，那么社会秩序就会陷

    入混乱，世界也会崩溃。如果钱包和银行卡里没钱，那么吃住都成问

    题。然而钱本身并没有价值，它只是我们满足欲望、追求幸福的工

    具。

    财富是人们的普遍追求。世界各国政府都会借助国家调查和国内

    生产总值(GDP)等指标来了解社会经济状况。然而，对于测度经济发

    展状况来说，人们普遍认为GDP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因为所有形式

    的经济活动都会导致GDP增长——甚至是你堵车时耗费的汽油，而这只

    会污染环境并让人恼怒。然而，“经济增长已成为一种迷信——一个

    人们准备牺牲一切的祭坛”[1]

    ，这就是财富叙事的力量。

    2008年皮尤研究中心民意调查显示，5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财富很

    重要。[2]

    2014年美国中部民意调查显示，50%的美国人认为财富是美

    好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3]

    英国人也崇尚财富。在过去30年里，《星期日泰晤士报》每年都会公布福布斯富豪榜。身边很多人努力工作也

    是为了赚钱，即使他们已经赚了很多钱。人们并不怎么相信那些声称

    钱对他们来说不重要的人。

    财富也可以促进社会福利。对财富和收入征收的税可以用来解决

    贫困问题，也可以用来资助被资本市场忽视的领域，如医疗和教育。

    然而，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会使人们更努力进行生产和消费，随之而来

    的幸福回报却值得怀疑。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

    价》中说的，爱因斯坦为社会福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没有从经

    济体系中得到充分回报，因此关于财富的叙事可能导致其他像爱因斯

    坦一样的人转而投身赚钱的行业。[4]

    那些位于财富链顶端以及常年在

    《星期日泰晤士报》富豪榜上有名的人，大多都借助了资本市场的力

    量，他们的财富往往是继承而来的，而且往往是以对社会不利的方式

    积累的。

    严格来说，财富是指储蓄、投资和财产等形式的累积资产，而且

    难以衡量。在本书中，我将收入作为财富的主要参考依据。随着时间

    的推移，收入和财富是持续相关的：高收入人群往往会积累更多财

    富。然而也有例外：许多退休人员收入低但财富多，而一些年轻人收

    入高但没有累积资产。由于财富能更好地反映真实的购买力，[5]

    所以

    在判断谁更富有时，与收入相比，财富是更合适的指标。

    是否越富有越幸福

    收入与幸福有何关系？假如将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那么随着收入增加，幸福与收入的关联性会减弱，但是在大多数研究

    中，这种联系从未完全消失。[6]

    生活满意度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不明

    确，特别是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拥有积极的社会关系，以及良好的

    身心健康)相比。[7]

    大量研究表明，贫穷使人痛苦。[8]

    为了说明这一点，凯特·拉

    凡、阿莉娜·维利亚和我一直关注英国国家统计局收集的数据中生活

    最悲惨的人群，这些数据包括2011年以来近20万人每年的横截面样

    本。英国国家统计局询问了理查德·莱亚德、罗伯·梅卡夫和我提出

    的四个有关幸福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得分为0~10，“0”代表完全否

    定，“10”代表完全赞同。

    ·你对现在的生活总体上满意吗？·你觉得生活中所做的事情总体上有价值吗？

    ·你昨天开心吗？

    ·你昨天焦虑吗？

    也许还有更好的问题来衡量幸福感，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对前

    三个问题给出4分及以下且对最后一题给出6分及以上的人可能过得并

    不好。据此标准，约有1%的调查对象感到痛苦，这相当于在五年的数

    据样本中，每年处于该情况的人有1 700~2 000个(可以据此估算出全

    国范围内约有50万人)。每周收入少于400英镑(约每年收入少于2万

    英镑)是让人成为那最悲惨的1%的原因之一。当每周收入超过400英镑

    时，边际收益就开始递减。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持续增长的收入

    能给人带来的幸福感就会减少。

    通过这样的快问快答并不能真正反映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为

    了帮助我们解释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劳拉·库德纳分析了美国人时

    间利用情况调查，这些数据在本书中被多次提及。该研究已经持续了

    十余年，研究人员能从中估算出人们在各项日常活动中消耗的时间。

    2012年和2013年，研究人员让2万多名参与者记录任意一天中所做的事

    情，第二天会有人打电话给他们，就他们所写的事情问一些问题。受

    访者用0~6分对每项活动带来的幸福感、意义、压力、疲劳、悲伤和痛

    苦等感受打分。

    图1和图2分别是“幸福”和“意义”在不同收入组别里的得分情

    况，二者非常相似。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

    加，但随后又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相比其他任何收入水平的人，年收入在5万到7.5万美元的人感受到了更多的幸福和意义。与大多数

    人的预测相反，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并不比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

    的人更幸福。而在“意义”的得分上，富人的情况更糟，收入最高的

    人反而觉得生活最没有意义。也许当应有尽有时，人们就不再觉得一

    切那么有意义了。图1 幸福感与收入关系图

    图2 意义感与收入关系图说完了“幸福”和“意义”，那么人们更加关心的“痛苦”(压

    力、疲倦、悲伤和痛苦等综合起来)呢？从图3中可以看出，年收入在

    5万美元以上的群体的痛苦程度并没有显著差异，而年收入在5万美元

    以下的群体则有更多痛苦。这说明贫穷是痛苦的根源。综合分析“幸

    福”“意义”“痛苦”这三个指标可知，在美国，收入最好为“刚刚

    好”，即为5万至7.5万美元。这一收入水平的人既不会因为赚得太少

    而产生太多痛苦，也不会因为赚得太多而觉得失去意义。

    图3 痛苦感与收入关系图

    这些数据令人惊讶。虽然无法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其中

    肯定有一些有趣且说得通的地方。数据表明，富裕会使人将时间和注

    意力投入进一步积累财富的事情(例如更长的工作时间和通勤时

    间)，还会使人远离带来更多幸福感的活动(例如外出游玩、与亲朋

    好友聚会)。本以为财富的增长会对幸福造成很大影响，但事实却并

    非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追求财富”这一叙事的陷阱。

    各种研究表明，年收入7.5万美元(约5万英镑)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痛苦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而90%的英国人的收入都低

    于此(在美国是80%)，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赚更多钱确实可以减

    少痛苦。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相对富裕的学者和评论员忽略，他们总声称金钱并不重要。钱对有钱人来说确实不重要，但对

    那些还在为水电费发愁的人来说真的太重要了。[9]

    然而大多数人(包括年收入高于5万英镑的人)都坚定地认为，痛

    苦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减少。无论收入多少，大多数人在年收入

    达到5万英镑之后还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这其实是一种瘾。

    比较心理

    与他人比较会加深关于财富的叙事陷阱。假设你和我是同事，我

    们工资相同，但你每月会加薪200英镑，感觉很不错，是吧？然而你发

    现我每月加薪400英镑，现在感觉还好吗？这其实有点儿奇怪，因为你

    仍然可以把这笔加薪用到你喜欢的事上，而且我对你的生活也没有太

    大影响。但换个角度看，确实只有与别人进行比较时才能知道这笔加

    薪到底意味着什么。

    经济学中大量关于社会比较的研究都假设，人们主要跟与自己在

    某方面(年龄、性别)相似的人进行比较。然而心理学家发现，人们

    还会根据某些特征(如收入)与比自己好或差的人(包括过去的自

    己)“向上”或“向下”进行比较。[10]

    在收入方面，大多数人会与收

    入高于自己的人进行比较。

    据调查，身边的人收入越高，人们就觉得自己的生活越糟糕。包

    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通过研究证实了这一点。[11]

    当然，也

    会有例外。[12]

    有些人的收入确实与生活满意度是正相关的，例如生活

    在中国农村地区或拉丁美洲小城市的人。[13]

    这可能跟群体内部的资源

    共享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对财富的期待。当与他人比较，特

    别是在关系密切或同质化程度高的社区中时，我们会觉得他人就是未

    来的自己。这种想法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财富。如果我

    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富起来，那么看到身边那些“未来的自己”则能够

    更加激励我们。

    有研究证实了这种想法的重要性，人们对幸福的感知受自己在参

    考群体中所处位置的影响最大，而非自身的实际情况。[14]

    一项研究根

    据个人的绝对收入与其邻居的平均收入来预测生活满意度。[15]

    不难猜

    到，当邻居收入不如自己时，人们的幸福感会增加。

    但人们对自己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位置往往判断不准。低

    收入的人往往会高估自己的位置，高收入的人却会低估自己的位置。调查问卷中普遍存在低报工资的情况，这会进一步受到人们对工资的

    满意程度的影响。研究人员分析了法国工人的样本，比较了雇主提供

    的员工月收入情况和员工自己反馈的收入情况，结果表明，对工资不

    太满意的人往往低报，而对工资较为满意的人往往高报。[16]

    在研究他人收入对自身幸福的影响时，一大难点就是确定参照群

    体，即比较的对象。劳拉·库德纳博士在研究中分析了美国人时间利

    用情况调查和英国50岁以上的群体样本，对比了300多种参照群体，她

    发现，有些研究认为参照群体对幸福没有影响，主要是因为选取的参

    照群体在心理上离我们太远了。最能影响幸福感的参照群体其实是生

    活在我们身边的同龄人。如果仅把比较对象简单地定义为生活在同一

    地区的人，那么幸福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这说明还需要进一步考量

    其他因素，社会上的比较才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就个人而言，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其他教授的收入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邻居的平均收入对

    我的影响。

    债务是压力和痛苦的直接来源，为了努力追上他人，人们反而可

    能陷入麻烦。在加拿大，政府经营着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彩票，而研究

    表明，中大奖者的邻居在两年内申请破产的可能性更大。具体而言，中奖金额每增加1%，破产概率就会增加0.04%。对此的解释是，中大奖

    者的邻居为了让自己跟上中大奖者的脚步，会将更多收入花在汽车和

    摩托车等有形商品上。[17]

    瑞士研究人员将瑞士家庭调查中收入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数据

    与联邦公路局的区域信息进行对比分析，详细统计了每1.4万人中登记

    保时捷和法拉利的数量。[18]

    研究发现，一个街区的保时捷和法拉利数

    量越多，这个街区的人对自己的工资就越不满意。尽管这对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不大，但确实比较普遍。

    嫉妒可能会产生扭曲效应，特别是涉及金钱时。最近美国的一系

    列新奇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19]

    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采取羡

    慕或中立的态度看待一个与他们相似但在某一重要方面又很不同(例

    如特别富有)的人，然后，参与者需要回答一些结构化问题来估计这

    个人每天正面和负面的经历(例如，与现在的你相比，你认为他每天

    会经历多少次麻烦或困扰)。当参与者采取羡慕的态度时，日常的正

    面经历会远多于负面经历，比如人们会认为有钱的人更幸福；而采取

    中立态度时就没有那么明显。实验进一步表明，被羡慕群体的实际生

    活远没有预想的那么好。因此，如果你羡慕别人比你有钱，那么可以

    想想他们痛苦的通勤、没人照顾的孩子和高额的税款，这会让你更幸

    福。越富有并不一定越幸福，原因之一是我们身边的对照群体也“水

    涨船高”了。仰望那些更富有的人能给人激励和希望，但大多数时候

    却会使人烦恼和沮丧，并对现状不满，特别是我们开始心生嫉妒时。

    但如果我们放眼世界，把参照群体想得更广一些呢？假设你是英国

    人，单身，税后工资2 000英镑，那么随机在这个世界上找32个人，你

    会比他们都富有。无论你自身情况如何，如果让你随机跟全世界70亿

    人中的其中一个交换财富，我敢打赌你死活都不会愿意。偶尔这样提

    醒自己是有帮助的。

    炫富心理

    人们渴望财富的理由有很多，最普遍的一种就是希望别人觉得自

    己很有钱，因此，“认同”是财富叙事陷阱中的一个关键驱动力。我

    们总想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但这种趋势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19

    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才开始真正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个时期，一

    大批曾经贫穷的人开始积累资本(一夜暴富)。随着财富的积累，这

    些人就需要展示他们新的身份地位。当通过钱来向他人展示自身地位

    时，人们需要有“炫耀性”或“阶级性”消费——能够展示身份和地

    位的商品和服务。[20]

    这种炫耀性消费有三个关键要素。第一，商品必须限量供应。如

    果每个人都可以买到跟富人同款的华伦天奴运动鞋，那么富人就很难

    炫耀其独特地位。第二，必须可见。假如运动鞋设计得很普通，跟一

    般的鞋没什么两样，那么别人也无法从中得知拥有该款运动鞋的人的

    富有程度。“可见”是指肉眼直接可见或社会属性可见(这在我们的

    社交中得以体现)。例如，在国外某个奢侈的地方，晒黑的皮肤在肉

    眼上直接可见，但这也在社会属性上说明了你的地位。(你肯定有过

    这样的经历：朋友或同事跟你讲述他们假期的冒险故事，或给你看无

    数张瀑布和海滩照片，让你无聊到想哭。)第三，价格不受质量影

    响。如果在质量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上涨，人们仍然购买该商

    品，那么他们纯粹是为了商品所象征的地位。这种营销策略真的太绝

    了，几乎所有炫耀性消费的人都会中这个圈套。当然，这也与商品

    的“可见程度”有关。比如，口红比洁面乳更加可见，所以价格更不

    容易受到质量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炫耀性消费能提高生活满意度。[21]

    在俄罗斯，人

    们花在衣服(可见商品)上的钱越多，他们对生活就越满意。[22]

    然而也有少数研究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在印度，热衷于在珠宝、手机、休闲度假和嫁妆等商品上消费较高的家庭，生活满意度却较低。[23]

    “跑步机效应”也许能解释这种现象。人们想通过消费来追赶他人，但这同时也会反过来刺激他人继续消费。虽然大家都消费得更多了，但相对位置却没变。(这有点儿像开着保时捷或法拉利在社区里兜风

    的效果。)

    有趣的是，社区的不平等程度越高，人们就越会炫耀自己的地

    位。在卢卡斯·瓦拉塞克和戈登·布朗的一项研究中，他们首次根据

    收入不平等程度对美国各州进行排名，然后研究各州的谷歌热搜词排

    名。[24]

    他们先给60位普通民众看了下面这段话：

    人们感兴趣、喜欢买或很想了解的东西反映了他们比别人成

    功或富有的程度，这些东西被称为“阶级商品”或“地位商

    品”，购买此类商品的人可能特别在意凸显他们的社会地位。

    然后参与者被要求判断谷歌热搜词中的商品是否属于以上类型。

    结果表明，在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地区，前40个热搜词中有70%与“地位

    商品”有关，例如“拉尔夫·劳伦”“皮草坎肩”“香槟宾治”。在

    收入水平较为平等的州，热搜词都与“地位商品”无关，相反，都

    与“非地位商品”有关，例如“烤鸡肉”“言情电影”。

    我们还发现，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突出自己地位的方式和程度也不

    同。[25]

    当人们跻身上流社会时，他们希望所有社会阶层都能识别出他

    们的身份，所以会选择容易被所有人识别的身份标记(例如拥有古铜

    色皮肤、背爱马仕包等)。对这些人来说，地位的可见性至关重要。

    然而，处于阶层最顶端的人的购买行为却有些不同，他们在意的是能

    否被顶层的其他人注意到，而且往往是以更微妙的方式。例如，爱马

    仕铂金包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包之一，它低调奢华的特征只有时尚精英

    才能识别。

    昂贵而重要的房子

    这一部分将分析最花钱的商品——房子，观察比较心理和炫耀心

    理会对此有什么影响。倒不是说拥有自己的房子，而且越大就会让人越不幸福(这方面的证据很少而且说法不一)，但就像我们追求的其

    他东西一样，比如名牌包，有时追赶他人在经济上很难做到可持续。

    房子是另一个能让人炫耀的东西，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都可以，而且房子所在地区和地段与身份地位关系更大。拥有自己的房子可以

    看作一种具有绝对价值的欲望(无论与他人怎么比较，房子本身还是

    有价值的)，而且拥有自己的房子还意味着你已经取得了成功，或至

    少在通向成功的路上了。这样一来，房子既能通过比较带来相对收

    益，自身又有绝对价值。

    在英国和美国，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贷款买房比租房更好，大多

    数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2010年的英国社会民意调查显示，86%的人会

    在租房和买房之间选择后者。[26]

    1999年该比例为87%，所以2008年的

    次贷危机对人们的买房欲望根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2014年的一项美

    国中部民意调查显示，56%的美国人认为房子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重

    要部分，[27]

    在千禧一代中该比例略低，为53%。

    因此，与拥有住房相关的社会规范和身份象征会让人们无论如何

    也要努力买房就不足为奇了。英国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与租房相

    比，一个人的同龄人群体越看重买房，获得抵押贷款对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就越大。[28]

    同一项研究还表明，一个人的同龄群体中买房的人越

    多，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就越低。而且如果你的朋友买了房，你买房的

    成就感就会降低。

    我的妻子莱斯在社区里认识了一个很有野心的朋友，她问我妻子

    打算什么时候搬到一个黄金地段的大房子里去。我妻子天真地说，等

    我有了畅销书并且上几次电视之后(意思就是说我正在拼命赚钱)。

    (读者朋友请注意：压根儿没有这回事；出版社和电视台的朋友请注

    意：确有此事。)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五居室的房子里，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房间，孩子们还有一个游戏室，为什么还要换更大的房子呢？社

    区有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做，只是为了炫耀而已。

    如果某物对人的价值取决于其他人对它的看法，那么它的价值就

    非常容易受社会叙事的影响。1968年，当我出生时，英国的住房拥有

    率还不到50%。跟我一起长大的人都住在公有住房里，也没有谁很想拥

    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但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变化，玛格丽特

    ·撒切尔通过房屋购买权计划完成了房屋私有化改革，帮助租户以折

    扣价买房。因此，英国的住房拥有率在世纪之交稳步上升至70%左右，美国也出现了大范围的小幅增长。从那以后，住房拥有率就一直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在英国和美国

    都约为63%。[29]

    历史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会反过来受到行为的

    影响，与之趋于一致。关于买房的社会叙事未来可能会减弱，但目前

    还没有。然而，英国的平均房价接近平均收入的十倍，减轻买房压力

    将减轻许多人其他方面的压力。

    除了买房之外，房子的大小重要吗？房子越大，活动空间就越多

    (例如游戏室)，而且可以直观地让人觉得你更有钱、更成功。英国

    最近一项大范围的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男人的生活满意度会因为房

    子更大而提升，女人则不会。[30]

    研究者认为，额外的(可能是空的)

    房间对男人来说是地位的象征。为了证实这一结论，世界著名的消费

    专家鲍勃·弗兰克表示，他调查过的大多数人都证实，比起自己住在4

    000平方英尺[31]

    而别人住在6 00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他们宁愿住在3

    000平方英尺而别人住在2 00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32]

    因此，房子大小

    对幸福感来说很重要，而且得是自己的更大才行。

    近些年，美国郊区的房子变得越来越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

    们并没有对自己的房子感到更满意。房子的身份属性意味着，从搬进

    大房子中获得的幸福感会对住小房子的感受造成负面影响。瑞典学者

    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房子上进行额外投资所带来的好处中，有一半是

    因为与他人比较而相对产生的。[33]

    对自己来说，这种好处是绝对的还

    是相对的都没有多大关系，但这种对比可能会让他人苦恼，并且导致

    人与人之间的“军备竞赛”，让更多人因为想要赶超身边的人而盲目

    购买更大的房子，尽管他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空间。

    小结

    如果你拥有的不多，那么努力争取更多绝对是应该的。但

    是，富裕本身并不能使我们(或我们周围的人)幸福。对大多数

    人来说，通往财富的道路既漫长又艰难，甚至可能徒劳无功，所

    以人们想尽可能地走捷径。需要注意的是，对财富的追求是由社

    会比较和地位驱动的，而不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体验。即使已经拥

    有很多，许多人对财富的渴望仍然有增无减。

    如今，关于财富的社会叙事似乎更强烈了。每一代人都被鞭

    策要比上一代人更努力奋斗。在我小时候，没有人会觉得家里有一台电视还不够用。而今，英国普通家庭里几乎人均一台电视。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彩色电视时的那种激动。大约在1980年5月10

    日，我12岁生日时，在邻居家的彩色电视上看西汉姆在足总杯决

    赛中击败了阿森纳，当时我们家还没有彩色电视。(我12岁生日

    那天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我的孩子们的出生日子也很美

    好。)直到现在，我们家里也只有一台电视(不过是超大屏的高

    清电视)。

    这章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如果你不是为了收支相抵而挣扎，那就控制住那些鼓励你无休止地追求更多钱的社会叙事。把时间

    和精力投入到所有你能做的事情当中，从而确保那些为了生活而

    奔波、等着发工资、领着救济金的人能够负担基本的生活开支。

    (在第七章中会提到，帮助他人能给自己带来幸福感。)追求财

    富的叙事陷阱会让人着迷甚至上瘾，如果不正确地引导，就会导

    致社会中的攀比、物质上的过度消费，进而增加人们的生活成

    本。

    由于家庭责任，特别是随着家庭成员的壮大和社会期望的作

    用，想在财富面前“适可而止”并不容易。社交媒体也大肆宣传

    各种有钱或者一夜暴富的生活，来刺激我们的感官。即使没有这

    些外界干扰刺激我们追求财富，我们也很难在面对财富时做

    到“适可而止”。虽然告诉自己“钱已经够用了”听起来有点儿

    无聊，但至少能给人带来极大的解放。一旦你的钱够花，你就可

    以停止不断担忧了。

    专注于追求财富会使我们对他人更加苛刻，要是他人满足于

    现状、感到幸福，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们不上进或者懒惰，这种想

    法会让更多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苦恼。因此，当别人觉得对他的

    生活挺满意时，我们就不应该随意给别人贴上“懒惰”“不上

    进”“没追求”的标签。追求财富的社会叙事使那些不想追求财

    富的人蒙羞。我们应该赞扬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创造社会价值的

    人，而不是质疑他们为什么不用其追求财富，社交媒体也应该在

    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其实，对财富的追求还会带来更广泛的影响，比如过度消

    费、全球变暖、土地和水资源浪费等。在日常消耗品上过度消费

    会导致生产过剩和废物过多，最终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有人建

    议，人类还需要一次类似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限制温室气体

    的排放。如果你要买东西，请尽量购买可持续使用的商品。如果你是一名家长，在家里强调“适可而止”的理念能帮助

    孩子从小培养对金钱的正确观念。去年圣诞节前，我问两个孩子

    想要什么，他们都说什么都不想要，但如果能收到惊喜就会很开

    心。作为父亲，我在那一刻感到十分自豪(现在听起来有点儿自

    鸣得意)。

    如果你是一名决策者，你可以将公布收入排行榜改为公布纳

    税排行榜。要想知道世界首富是谁，在谷歌上一搜立刻就知道了

    (我上次搜索的时候，杰夫·贝佐斯和比尔·盖茨不分伯仲)。

    但如果要查世界上纳税最多的人是谁，搜索结果却都是关于哪些

    国家的税率最高的信息。竞争和比较的社会叙事容易让人感到压

    力，所以我们应该创造一些能让人受益的社会叙事。

    [1] Pilling, D. (2018), The Growth Delusion. New York: Tim Duggan Books, 19.

    [2] Pew Research Center (2008), Social demographics and trends. Retrieved from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080430 who- wants- to- be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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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Pfeffer, F. T. and Killewald, A. (2015), How rigid is the wealth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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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havior Organization, 56 (3),405– 21.2.成功

    开?始讨论“成功”这一叙事之前，请先回答以下两个问题。记下你

    的答案，我们会在第一部分末尾再回顾。

    请在A和B中选择你更愿意过的生活：

    A：你的工作地位非常高，受人尊敬，但经常感到苦恼。

    B：你的工作很平凡，不受重视，但几乎不觉得苦恼。

    请在A和B中为你的朋友选择一种生活：

    A：你朋友的工作地位非常高，受人尊敬，但经常感到苦恼。

    B：你朋友的工作很平凡，不受重视，但几乎不觉得苦恼。

    斯蒂芬·弗雷自杀未遂，他说自己情绪崩溃是因为“追求成功已

    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而且认为因此会带来幸福”。[1]

    让我们来谈

    谈第二类关于“追求”的叙事，即不断追求成功和地位。成功可以有

    很多种，但大部分人会专注于事业和工作。这是判断成功与否最直观

    的方式，所以我们先从这个方面来讨论。美国18~34岁的年轻人中，大

    约有23认为在高薪职业或专业上取得成就是他们生活中“最重

    要”或“很重要”的事，其中女性比男性更加认同这一点。[2]

    就业与失业

    首先要考虑的是，与失业相比，拥有一份工作到底对我们有怎么

    样的影响。失业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与变量的系数一样大。[3]

    失业对

    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很大，与许多其他生活事件(如离婚)不同，失业后的改善似乎微乎其微。生活满意度永远不会从失业的影响中完全恢复过来，即使那些曾经失业的人又重返岗位。信心和职业安全感

    也会因失业而受到永久的伤害，尤其是在多次失业以后。[4]

    研究表明，高失业率会降低就业者的幸福感，但会提升失业者的

    幸福感，这种现象在男性中尤为明显。[5]

    这说明失业率的增长让就业

    者面临下岗危机，但却让失业者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糟糕，毕竟有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他们的阵营。社会规范的力量再次得到了印证。而

    男性受到的影响似乎比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可能是因为男性往往承

    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

    关于失业者幸福感的研究似乎说法不一。一些研究表明，就业者

    和失业者的幸福感相差不大，因为工作中会有一些降低人们幸福感的

    事情，而失业者不会受其影响。[6]

    德国的研究表明，失业者对空闲时

    间、兴趣爱好和家庭生活也会更加满意。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进一步

    说明两者生活的意义感是否不同。[7]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没有考

    虑到工作对许多人来说有着额外的意义。许多人认为工作本身就具有

    意义，我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8]

    所以，即便有工

    作的人也不会比没工作的人感到更幸福，但他们会觉得自己更有价

    值。

    美国人时间利用情况调查的数据表明，失业者生活中的无意义感

    总体上并没有变少。[9]

    阿兰·克鲁格分析发现，男性和女性在这方面

    可能不同。[10]

    即便女性没有工作，但是比男性参与了更多的家务，她

    们也认为这些活动很有意义。而失业的男性家务做得少，比起就业者

    来说，生活的意义感也更低。如果排除家庭责任的影响，失业女性生

    活中的意义感也相对较低。当然，失业者也不完全生活在苦恼之中。

    总之，不一定有工作才能幸福，但有工作会让人觉得自己是有价值

    的。如果你是一名男性，你也需要一份工作来让你觉得你做的事情是

    有意义的——除非你在家务中能获得同样的意义感。

    失业给人带来的苦恼跟“成功”的社会叙事中“适可而止”的观

    念也有关。想要找一份工作也并不代表着他们渴望成功。除了有工作

    外，有一份好的工作并有出色的表现更是成功的普遍衡量标准之一，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不同的工作类型。

    职业中的幸福感

    我在《设计幸福》一书中提到过这个故事：几个星期前，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我们很早就

    认识了。她在一家有名的传媒公司工作，整晚基本上都在抱怨工

    作多么辛苦，从老板、同事再到通勤都被她抱怨一通。然而在晚

    餐结束时她却不无讽刺意味地说：“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在那儿

    工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成功”的社会叙事与工作中的幸福体验之

    间可能存在冲突，前者强调了工作中的地位和认可，而后者只受到职

    业的相对地位影响。我的朋友在工作中感到痛苦又无趣，但她对工作

    的叙事却与此毫不相干。一份让我们痛苦的工作并不是什么好工作，但如果它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就可以说服自己。那家公司是我朋友一

    直想去工作的地方，她的父母为她骄傲，朋友们也有点儿羡慕。因

    此，她为自己编造的叙事参考了社会中关于“地位”的叙事。正如

    《新政治家》证实的那样，《设计幸福》一书并不会劝你放弃工作，但我会劝我的朋友和读者们放弃。

    在我跟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老板聊到《设计幸福》一书时，他强烈

    要求我不要向他的员工提出任何辞职建议(当然，我无视这个要

    求……)。但如果我跟花店老板聊的话，他肯定不会担心我说服店员

    换工作。这可能是因为律师相较花店店员有更多职业选择，但是当我

    说起朋友的例子时，大家反而担心律师会因此受到更大的影响而辞

    职，这还是挺令人感到意外的。

    围绕身份地位的社会叙事表明，律师要比花店店员好。所以花店

    店员肯定就更想换工作吗？花店店员经济地位不高，但律师的经济地

    位却很高。我朋友的故事也说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份工作可能

    比另一份“更好”，因为它能让人每天乐此不疲。说到这一点，花店

    店员的工作似乎比律师更好，因为87%的花店店员觉得工作很幸福，而

    律师因工作带来的幸福感只有64%。这些数据来源于2012年英国伦敦城

    市与行业协会的调查，该调查采访了来自不同行业的2 200名在职人员

    (2013年对千禧一代的调查结果也一致)。[11]

    最近的调查还发现，传统观念里最“成功”的职业并不是最让人

    幸福的职业。2014年，英国智库莱加顿研究所分析了2013年工时与收

    入年度调查数据以及2011—2013年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2]

    希望了

    解哪些职业的收入最高，哪些职业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最高。可以猜

    到，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层领导的收入最高，但其生活满意度并不比

    工资明显更低的秘书高。其他收入较低但生活满意度较高的职业还有神职人员、农场主和健身教练。他们觉得工作充满了意义(如果以我

    认识的健身教练为例的话，他的工作也充满了乐趣)。

    不同的选择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选择在花店工作的人可能比选择

    进律所的人在工作中更幸福一些。而且相较于律师，花店店员未来受

    到“成功”叙事的影响也可能更小。跟踪同一对象进行纵向研究也许

    能得到更为确切的答案。希望因工作得到社会认可的人对于认可的态

    度和敏感度可能也不同。比如，律师更关心别人对他的看法，而花店

    店员可能就没那么在意。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导致在花店工作比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幸福感

    更高，包括更亲近自然、能定期看到劳动成果、通常是和想与自己待

    在一起的人打交道、可以自己安排工作量。莱加顿研究所的数据表

    明，超过45的花店店员说他们每天都能磨炼自己的技能。在我看来，花店店员和律师之间的幸福感差异是由职业的“处理效应”引起的，这种解释也适用于神职人员、农场主和健身教练。关注工作中的实际

    体验能够减少社会评价和叙事的干扰，帮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

    无意义。

    工作时长

    关于“追求”的叙事不仅适用于工作，也适用于工作时长，叙事

    告诉人们要工作更长时间，才能更富裕、更成功。20世纪的经济增长

    与岗位和工作量的增加有关。经济水平和工作地位更高的人往往也会

    承担更多的工作量和责任。而且随着财富的增长，这些人越发觉得不

    能让自己掉队，所以加倍努力。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

    恩斯曾预测，你会在做二休五的工作日中的某个时刻，或者在休息日

    晒太阳、打高尔夫、看电视的某个时刻，理解他的这个预测——经济

    水平提高将增加休闲时间。他在许多事情上是对的，但唯独在这件事

    情上却错了。

    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反而会觉得自己不工作时收入就在损失，所以会加倍努力地把时间利用起来。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有研究表

    明，把时间看作金钱会减少休闲的乐趣。因此，美国高收入群体相较

    于中等收入群体，生活幸福感更低。当你把时间都用来赚钱时，你就

    没有时间用来享受了。金钱也象征着地位。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往往将每天工作很长时间

    视为一种荣誉。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

    时表示，他每天凌晨4点30分开始给同事发邮件，而且每天都是办公室

    里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的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收入较低的人

    相比，高收入群体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与凯恩斯的预测相反，在精

    英群体中，工作时长跟社会地位紧密相关。超级富豪疯狂工作并且四

    处宣传，以证明他们社会地位的优越性。他们的收入的确很高，但他

    们真的赚到了吗？

    美国人时间利用情况调查显示，每周工作21~30小时的人的幸福感

    和意义感都是最高的，而随着工作小时数的增加，烦恼也就开始增加

    了，这其中没有性别差异。然而，在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预

    测是什么让人成为那最悲惨的1%时，阿莉娜·维利亚肯定地表示，长

    时间工作是主要原因之一。最悲惨的1%比其他人平均每周多工作好几

    个小时。上文提到的每周收入不到400英镑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工资不

    高的人需要在赚足够的钱和不把自己累垮之间进行权衡。

    至于到底工作多长时间才是最合适的，就要根据不同的需求、责

    任和欲望来决定了。很多人其实也愿意长时间工作，他们非常喜欢自

    己的工作，并且希望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我有时也有同感，尤其是

    在写书时，我的很多同事和合作伙伴也有这种感觉。但只有极少数幸

    运人士才会有这样的体验。

    受社会叙事强有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长时间工作。大多

    数人会无偿加班(或许还有一些带薪加班)是因为他们希望在工作中

    快速提升自己，而不是因为工作给他们带来了快乐或意义。过长的工

    作时间困扰着许多不同的职业，比如银行、广告、法律、教育和其他

    公共服务，以及艺术领域中的低薪职位。“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走”的观念不断向员工们施压，所以大家都开始来得更早、走得更

    晚。

    我之前参与了第五频道的电视节目《不聚则散》的录制。一共录

    了四周，每周六天，每天拍摄16个小时。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让大家同

    情我，因为电视节目主持人并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尽管每天要

    花四小时在泥路上往返，然后在墨西哥夏日的热浪里等待拍摄，简直

    让人焦躁不安，感觉快要融化了)。然而电视节目的制作就是这样，根据电视行业的先例和行业预期，长时间工作已经成了一件合情合理

    的事。在电视行业中，“长时间工作”被视为一种荣誉，但相反会对

    幸福感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导致生产力下降。由于人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近年来对工作倦怠的人数不断增

    加。金融职位招聘网站eFinancialCareers对香港、伦敦、纽约和法兰

    克福9 000名金融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人均每周

    工作100个小时，[13]

    大约20%的人表示自己完全被工作榨干了。最近有

    很多关于日本职员自杀的新闻，可以说他们是因为工作太长时间而累

    死的。他们甚至为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过劳死。英国广播公司最

    近的一项调查发现，近14的日本公司雇员每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超

    过这一阈值后过劳死的人数会显著增加。

    职业倦怠的临界点因人而异。对于每天只需要4小时睡眠的人来

    说，每天工作12小时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对于每天需要9小时睡眠

    的人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应该考虑到个体差异，不能根据社会

    叙事来“一刀切”。老板一天工作12小时，并不代表员工也可以或者

    应该这样做。因此，决策者应该参考群体的平均值，这样才能了解政

    策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同时也要注意个体差异，尽可能地做适当调

    整，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比如根据工作时间的长短来增减薪酬。

    研究表明，女性想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寻求平衡尤其具有挑战

    性。[14]

    尽管女性在工作中的表现越来越出色，但与工作相比，有孩子

    的女性仍将家庭责任看得更重，这对男性来说正好相反。[15]

    即使女性

    有工作，她们也被期望多做家务、多照顾家庭，而且她们可能会感到

    更有义务去做这些事。我的研究表明，较长的通勤时间容易对已婚女

    性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而对男性和单身女性则几乎没有影响。 [16]

    因为已婚女性回家后仍需承担大量家务，通勤时间过长会挤占她们

    的家务时间，而男性则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阶级天花板

    工人阶级从上班第一天开始就受到歧视。社会流动基金会对英国

    的13家顶尖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金融公司进行调查，发现同

    一职位对公立学校申请人的要求比对私立学校申请人的要求高。[17]

    尽

    管私立学校的考试环境较公立学校更有利于提高成绩，但这一现象仍

    然存在。

    即便工人阶级成功进入了这些领域，他们也处于劣势：从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中就可以看出，在法律、医学和金融等高薪职业

    中，目前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工资差距大约为17%。该数据来源于2014年有10万人参与的劳动力调查，这是英国最大的就业调查。[18]

    它

    调查了这些职业群体的阶级背景，并观察他们的收入与背景(比如他

    们父母的职业地位)的关系，结果显示男女之间没有差异。“职业天

    花板”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阶级天花板”却很少被提及。与

    大多数研究机构一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性别和种族方面有着多元

    化的政策，但在教师招聘过程中却缺乏对阶级背景的考虑。

    有意思的是，最近英国广播公司关于财富排行的报道大部分都集

    中在工资的性别差异上，尤其是英国收入最高的男性克里斯·埃文斯

    每年收入200万英镑，相比之下，英国收入最高的女性克劳迪娅·温科

    曼的年收入要少50万英镑。有报道称，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的人中少

    数族裔占比过少，这种不平等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但几乎没有任何报

    道提到，这些人中，有近一半是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的。除了路易斯

    ·古德尔报道过此事之外，根本没有其他记者关心阶级差异。

    虽然各类组织和媒体对其视而不见，但是工人阶级从事中产阶级

    职业所面临的障碍是实际存在的。本书就是要关注工人阶级在中产阶

    级环境中取得成功需要的现实条件。比起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职业

    中的阶级障碍更加隐蔽，也更加有害，它阻碍了工人阶级从事中产阶

    级职业或从中获得相同的收入。

    要想获得一份好工作，通常需要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中产阶级比

    工人阶级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工人阶级通常更习惯融入群体。[19]

    研究表明，高层阶级的人更有独立意识，而低层阶级的人更有群体意

    识。[20]

    例如，在实验室与陌生人进行短暂的互动交流时，社会经济地

    位较低的人会更多地表现出配合(例如点头和大笑)，社会经济地位

    较高的人则更有可能表现出一些不配合(例如漫不经心地涂画)。[21]

    这些研究可以帮助工人阶级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想法。

    还有研究表明，工人阶级对周围社会环境的敏感度更高。一项研

    究在纽约随机调查了61位路人，让他们戴上谷歌眼镜，[22]

    并在指示下

    走一个街区，走完之后再问他们认为自己属于哪个阶级。结果显示，阶级较高的人在走的过程中会更少地注意其他人。其他研究用类似的

    方法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即认为自己社会阶级越高的人，越不会在

    意身边发生的事。

    工人阶级更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因为他们比中产阶级更依赖环

    境中的其他人。[23]

    当资源稀缺时，就需要相互依赖。因此，工人阶级

    会更注意并体察周围的人。如果你发现有人遇到了麻烦，他们可能早就注意到了。然而在职场里，工人阶级会因为这种特质处于不利地

    位，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却会占据上风。

    与工作中的其他不公平现象一样，阶级不公平也会降低效率。虽

    然共情能力(与他人联系的能力)在利他主义环境下可能是缺点，但

    在工作中可能是优势。许多学者证明，共情是杰出领导力的基础。[24]

    体察他人的想法和行为可以帮助领导者在事件发生之前做出预判，还

    能根据每个员工的特长更好地选人用人，提高工作效率。共情能力强

    的领导者能让员工感受到其工作价值，这是获得工作幸福感的关键。

    所以工人阶级的这部分特质其实具有很大的价值，而公司往往会忽略

    这些，这也许会对效益产生负面影响。

    工人阶级由于在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对环境和

    社会威胁更敏感。当面对具有不确定性或者有威胁性的社交场合时，来自工人阶级的孩子的心率和血压有升高趋势，比如在课堂上被点名

    回答问题后有人发笑，或者未被邀请参加聚会。[25]

    这种高度敏感可能

    不太好，但是各种研究只关注了它的负面影响，却忽略了它可以帮助

    人提高警惕，特别是在公司和组织的环境下。如果银行员工中工人阶

    级的比例更高的话，那么其导致的金融危机可能就不会产生那么大范

    围的影响。

    为了效率和公平，更为了幸福，我们需要改善阶级多样性，拥抱

    阶级差异，就像我们正一步步缓慢而又坚定地走在性别平等和种族平

    等的道路上一样。多样性可能会导致群体之间的关系紧张，但总有办

    法可以协调好群体利益。比如，共同的目标能凝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

    并减少彼此的偏见。[26]

    我们对见得越频繁的人越容易产生好感。老板

    如果想要领导一支更有效率和更包容的队伍，并让每个人(而非特定

    群体)都因其独特的贡献而感受到自我价值和工作幸福感，那么就必

    须懂得用这些方法来应对并拥抱多元化的挑战。

    社会流动之谜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有些职业中的阶级多样性尤为重要。我们希

    望人们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对于大多数职业而言，家庭背景对工作

    绩效没有太大影响。如果我要做心脏移植手术，我希望由最好的外科

    医生来做，若不考虑手术过程中的互动交流，我根本不会在乎医生是

    来自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虽然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如果要洗车，我只希望能洗干净，也不会关心是谁洗(绝大多数可能是工人阶

    级)。

    但是对政治家和决策者而言，家庭背景就很重要，人们的行事方

    式更倾向于与自己利益相同的人保持一致。没有人能准确无误地说出

    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但一群决策者聚在一起就可以。如果过半数的

    国会议员曾就读于私立学校，而93%的普通民众都没有，那么我们的代

    议制民主就根本不具备代表性。吃手工面包的人肯定无法理解面包厂

    工人的生活。由于选举期间工人阶级投票率下降导致工人阶级议员比

    例下降，议员就更加缺乏代表性了。

    因此，与主要来自中产阶级的外科医生和来自工人阶级的洗车工

    不同，我们选出来的议员应该来自各个阶级，能够真实地代表全体民

    众。那么，为了做好工作，哪些工作需要有群体代表性的人呢？我是

    从工作效率而不是社会公平的角度来探讨，我认为议员代表人数需要

    按比例分配，这是为了确保工作的有效性，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公平

    性”(当然，这样做可能既有效率又公平)。

    有人可能会考虑到公平性，认为医生不应该全部来自中产阶级。

    即使医生的工作效率不受其背景影响，让更多工人阶级的孩子也进入

    医学界就肯定是公平的吗？大多数人都认为需要更多的社会流动让工

    人阶级的孩子更有机会成为医生(除非市场的需求模式发生变化，否

    则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孩子将成为洗车工)。我并不完全认同，原因

    如下。

    第一，低技能和高技能的工作在社会中都是被需要的，比如洗车

    工和医生，所以应该将重点放在改善低技能工人的工作环境、提高其

    工资和地位上，让人不会因对其绝望而想逃避——或被劝说不要加

    入。从“成功”的社会叙事中跳脱出来，人们就不会总是想着如何从

    低端就业转向高端就业了。这一点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因为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带来的“美丽新世界”将彻底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

    类型。虽然我们无法预测这场技术革命的最终结果，但可以肯定的

    是，它无法消除工作中的技能差异。除非我们掌控了关于成功的社会

    叙事，否则技能上的高低贵贱会因等级制度而加剧。

    第二，很有前途的工作通常薪水更高，但往往让人痛苦。工作满

    意度与收入正相关，但相关性较弱，如果关于成功的社会叙事力量被

    削弱的话，这种相关性就更弱了。比如，尽管律师地位很高，但它并

    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如果生活幸福的建筑工人有个当银行家的

    儿子，哪怕他过得并不开心，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件好事，而在我看来

    这就有点儿奇怪。至少社会流动不应该对工作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第三，与上一点相关，人们所说的社会流动实际上是指社会经济

    地位方面的市场流动，如升职或买新房，并不是指社会关系的流动，如参与更多志愿服务或家庭生活。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应该多参

    与后者，以削弱通过职业和收入来定义成功的社会叙事；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追求成功。

    第四，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提到的那样，中产阶级观念中的社会流

    动是每个人都想成为中产阶级。但是很多工人阶级的孩子并不想，而

    且有充分的理由。当工人阶级的孩子获得社会地位时，他们会失去朋

    友、社会关系网和认同感，下一章会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我知道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哪怕会很艰难，我也知道只要人

    在不同的群体间转换，都有可能在幸福感上受到打击。私立学校的男

    孩转到公立学校，可能会因为口音或着装而格格不入。但是往下流动

    也不是什么好事，向上爬才是社会所认可的。然而对工人阶级来说，成为一名建筑工人且与身边的人继续保持联系，要比成为银行家但与

    一群跟你没什么共同联系的人成为同事更好。

    第五，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社会流动让人以为只要努力就能跨

    越阶级。我成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所以似乎任何工人阶级的

    孩子都可以；如果他们没有做到，那就是他们缺少天分、不够努力。

    这种观念进一步强化了现有的不合理制度，并且加剧了机会和结果上

    的严重不平等。社会竞争永远是不公平的，无论多么努力，工人阶级

    的孩子总是很难成功。我们将人们置于不切实际的期望中，让其以为

    自己能有所成就，然后就能获得幸福。而且我们一直在不成比例地表

    扬和奖励那些出生在优越的家庭、拥有优秀特质的幸运儿。第9章将具

    体讨论这个问题。

    小结

    在追求成功时，我们必须清楚需要付出哪些代价。带薪工作

    确实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和国内生产总值，也能让人获得幸福。因

    此，鼓励人们工作是应该的，但不能不惜一切代价。2016年，大

    约有一百万英国人签订了零工时合同，这意味着，即使他们想工

    作，也不能保证每周都有工作可做，而且他们也无权享受病假、工资等福利。大多数人更喜欢稳定的工作。在美国，大部分工人甚至没有劳动合同来防止自己被解雇，还有将近一千万人属

    于“穷忙族”，他们有工作但生活水平仍在政府定义的贫困线之

    下。[27]

    “适可而止”的观念意味着把这些没有足够收入的人放在

    优先位置。

    如果你要给孩子提就业建议，请鼓励他们思考自己喜欢的职

    业特点和同事关系。在孩子的学业上，也要建议他们选择自己喜

    欢的科目，而不是面试官喜欢的科目。但作为父亲，我知道很难

    让父母不干涉孩子的生活。我对孩子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希望他们

    能幸福快乐，但我也会不由自主地说服他们参加我想让他们参加

    的运动，希望他们长大后对社会叙事抱着怀疑审慎的态度，还希

    望他们加入某些抗议组织——因为我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存在怀

    疑。我知道未来在其他方面还会有类似的矛盾，但只要他们开心

    就好……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其他一些大学，大型咨询公司拼命向

    学生推荐工作，为他们描绘宏伟蓝图。但许多职场新人在整个20

    多岁的阶段每周都要工作80个小时，在他们讨厌的工作中戴

    着“金手铐”。许多地位高的职业，工作时间也很长。学校应该

    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就业指导，帮助学生选择更有利于个人发展的

    职业，而不是最赚钱的职业，鼓励学生思考一些影响工作体验的

    关键问题：该职位一天需要工作多久？我能跟同事们处得来吗？

    工作中是否有机会学习新的技能？工作中有多少自主权？会有反

    馈意见吗？通勤需要多久？办公室附近有健身房吗？办公室有自

    然光和绿植吗？

    雇主也有很多需要做的。有人担心关于幸福感的议题已成为

    公司控制社会的一种新形式。但如果幸福感反馈可以真正提高员

    工的福利和生产力，并帮助雇主改善工作条件，那就不必担心。

    当工作受到重视时，人们会更幸福、更高效，所以雇主可以采取

    多种措施向员工传达积极反馈；[28]

    当在工作中能使用多种技能

    时，人们也会更幸福，所以雇主可以多创造这样的工作岗位和工

    作机会。[29]

    因为幸福的人更高效，所以幸福的员工也能带来更多

    效益。

    跟“富有”的叙事一样，当然这也存在个体差异，有的人受

    外在因素驱动(如地位和成功)，有的人受内在因素驱动(如渴

    望独立自主、希望提高和成长)。我们可以让人们更多地关注内

    在的驱动，减少外在因素的干扰。但是，就像重塑财富的社会叙事一样，更现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创造新的社会叙事，鼓励人们去

    比较哪些工作对社会更有益，而不是哪些工作收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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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9.3.受教育

    按?照惯例，请先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并记下答案，我们会在第一部

    分末尾再回顾。

    请在A和B中选择你更愿意过的生活：

    A：你受过良好的教育，但经常感到痛苦。

    B：你只受过最基础的教育，但很少感到痛苦。

    请在A和B中为你的朋友选择一种生活：

    A：你的朋友受过良好的教育，但经常感到痛苦。

    B：你的朋友只受过最基础的教育，但很少感到痛苦。

    重视并追求良好的教育是第三个关于追求的社会叙事。因为有关

    教育的权威研究都涉及多年制的学校教育和入学资格，所以本章讨论

    的“教育”是指在学校里的正式学习。这样的定义可能有点儿狭隘，但如果把“学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那就很难收集数据了。

    如今，人们拥有的教育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1945年全世

    界大约有500所大学，而现在有超过10 000所大学。[1]

    在我读大学的20

    世纪80年代末，只有约17的英国人上过大学，而现在几乎是12。美

    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表明，现在约13的美国人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 [2]

    很多人认为这是好事。基础教育确实能带来幸福，但从“适可而

    止”的理念来看，其效果仍然值得怀疑。

    是否学历越高越幸福从经济回报上看，大学毕业生比没有上大学的人在整个职业生涯

    中平均能多挣约20万英镑。[3]

    这一差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断扩大。[4]

    具体差距主要受专业、学校和成绩的影响，尤其是专业。[5]

    总之，约5

    万英镑的教育费用还是值得的，毕竟工作以后能赚回来，而且工资还

    决定了毕业生的还款率。(与信用卡等无担保债务相比，学生贷款更

    像是一种所得税。)

    教育不仅是对未来的投资，也是消费收益或消费成本。换句话

    说，教育本身既可以让人感觉良好，也可能让人觉得更糟糕。我上大

    学完全是因为我觉得这很有趣，特别是与每天需要早起的工作比起

    来。我当时选学校时只选有特定校园的学校，感觉会比较酷，还有那

    些距离伦敦至少有150英里的学校，这样父母就不会随时来找我。最后

    我选择了斯望西大学，度过了愉快的大学时光。但如果我当时觉得上

    大学比工作更糟糕的话，那我肯定不会上。

    并不是每个人的大学时光都很美好。实际上，在牛津大学这样的

    顶尖大学里上学是极具挑战性的。牛津大学学生会最新的一项调查显

    示，23的学生曾因睡眠不足而缺课。有人说是开派对导致的，但44%

    的学生表示他们在大部分时间甚至每时每刻都感到有压力。剑桥大学

    的情况也不容乐观。2014年，剑桥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中有40%被诊断

    患有抑郁症。如果你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理想的工

    作，那一切都是值得的，但你得冒着心理健康受损的风险，这实在不

    值得提倡。

    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顶尖大学是不厚道的。这些学生可能刚进入

    校园的时候压力就比较大。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遇到的很多学生都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希望表现优秀。这些压力一部分来源于自己，但

    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父母，他们在孩子身上投入了很多，对他们有着很

    高的期望。学生和父母被“教育成就人生”的社会叙事冲昏了头脑，以至于忽略了教育本身的价值。讽刺的是，这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

    高压会产生负面影响。

    把大学当作对未来幸福的投资值得吗？就像我们判断“幸福”一

    样，人们所理解的教育对人的影响大多来源于对自己生活的评估。但

    这绝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因为它受到了我们该如何生活的社会

    叙事的影响，并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体验。各种研究之间存在很多差

    异，但总体而言，教育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虽然很小，但很关

    键。然而，由于教育对决定生活满意度的其他决定因素(如收入)产

    生了积极影响，所以其总体影响力有所增加。[6]我和凯特·拉凡、阿莉娜·维利亚斯研究了生活最悲惨的1%人口

    (来自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发现，考完A-levels(英国高

    考)之后是否继续接受教育基本对这1%人口的命运没有影响，但女孩

    接受基础教育确实能改变命运。这1%中的女性有13没有上过大学，而

    剩下99%中的女性只有4%没上过大学。而教育对男性的影响要小很多。

    一项研究分析了英国家庭状况调查的数据，将样本根据人们的生

    活满意度分成不同组。[7]

    结果显示，教育对生活满意度较低的人有积

    极影响，而对生活满意度较高的人有消极影响。如果你对自己的命运

    不满意，那么教育可能是你飞离痛苦的翅膀；但如果你对生活非常满

    意，那么教育可能会对你的生活起到反作用。

    我们最终关心的是教育在帮助人们逃离痛苦的同时是否真正给我

    们的生活带来了幸福和意义，可以参考美国人时间利用情况调查。图4

    显示了受教育程度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总体上看，幸福感随着受教

    育程度的升高而下降。其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不同群体的幸福感都比

    较接近，并且比其他群体更幸福，拥有学士学位的群体比拥有专业学

    位或博士学位的群体更幸福。拥有专业学位或博士学位的群体是最不

    幸福的，他们的幸福感比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群体还要低0.35个单位

    (量表为0~6)。

    那么意义感呢？即使教育没有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它也能让人感

    到充实、能丰富人们的体验吗？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答案是肯

    定的，他将智力活动与他提出的“幸福”相联系，提倡道德、善良和

    有意义的生活。但他可能会对下面的数据感到疑惑。图5显示，意义感

    总体上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尽管拥有硕士学位的人的表现

    要好一些。我对此想不通，有人想通了吗？图4 幸福感和教育的关系

    图5 意义感和教育的关系

    正如“富有”一章中所说，即便高收入没有增加人们的幸福感，至少也减少了痛苦。那教育也有同样的效果吗？从图6来看，似乎并没

    有。高等教育并没有很好地让人们免受痛苦。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痛

    苦程度最高，但并没有比其他群体高多少。图6 痛苦感和教育的关系

    第1章中提到，他人收入的增加会对我们造成负面影响，而关于相

    对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则较少。这说明教育中没有那么明

    显的社会比较，但已有证据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一项研究分析了来

    自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数据，结果发现，在根据地区、年份和年

    龄划分的不同参照组别中，生活满意度与受教育程度为负相关。也就

    是说，如果在你提升自身学历的同时，别人的受教育程度也有所提

    升，而且比你更高，那你还是不会对生活感到很满意。似乎一切都是

    相对的，至少在生活满意度方面是这样。

    智力与生活满意度

    如前所述，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一小部分。幸福感和智力的关系

    也值得探讨。智力的概念和衡量标准众说纷纭。智商测试往往有利于

    白人和中产阶级男性，而忽视了女性和工人阶级群体比较突出的情绪

    智力和社会智力。因此，我在讨论中不会过多关注认知能力，虽然其

    与幸福感的关系也很值得探究。

    2017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智力(使用一般心理能力问卷进行

    调查)和生活满意度呈微弱的正相关。[8]

    2012年，鲁特·范荷文和崔耀文对23项有关幸福感与智力的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这些研究覆盖

    了近10个国家和16 000人。[9]

    最终发现，智力和幸福感之间没有关

    系，这与其他研究的分析结果一致。

    在这23项研究中，有17项测量了日常情绪等个人体验的指标，有

    些还包括总体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等评估指标。在这17项中，只有一

    项1980年左右的研究表明，智商高的人的生活体验会更好，而且发现

    幸福的人也更有创意。该研究调查了近2 000名德国成年人对于一些城

    市、职业或政治概念的看法，同时还有人在一旁记录他们看上去心情

    如何。结果显示，心情好的人能提出更多想法。所以创造力似乎与情

    绪相关，或者至少与表面上的情绪有关。

    儿童智力较低可能会增加患精神分裂症、成人抑郁症和成人焦虑

    症的风险，[10]

    而智力太高也有弊端，这恰恰证明了“适可而止”的观

    点。一项研究发现，躁狂特征(与双相情感障碍相关)最明显的那10%

    的人，在8岁时的智商得分比该特征最不明显的10%的人高出约10分。 [11]

    其中躁狂特征的测量使用了轻躁症状自评量表(HCL-32)，对象为

    22~33岁的群体。这说明特别聪明的孩子更有可能在成年后产生心理健

    康问题。

    对此，一项针对约100万瑞典居民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学习成绩好

    的男性在未来生活中发生双相情感障碍的可能性是其他男性的四倍；

    在女性中则没有这种差异。[12]

    由于是上学之后才确诊出疾病，因此智

    力与心理健康有着因果关系。当然，学生可能在学校就已经有双相情

    感障碍但未被发现，所以也有可能是双相情感障碍促进了学习。但不

    管怎样，由此可以推断，过度思考和过度自省可能有不利的一面。

    阶层跃迁

    人们没有注意到幸福感与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能是因为从教

    育中获益最多的工人阶级在受到高等教育后，就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社

    会网络和身份认同。价值观在同一阶级中相似，在不同阶级间有别。

    如果有人想融入某一阶级，但又不符合其价值体系，那他可能会面临

    很大的困难。为了适应环境，经历了社会流动的人很可能会在攀爬社

    会阶梯的路上失去自我认同感。[13]

    努力向上跃升还意味着他们对所处

    背景不满意，这催生了他们的耻辱感。[14]慈善家郎埃圳表示，当身边同学也获得同样的奖学金时，来自工

    人阶级的学生就更有可能继续接受教育。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也

    表示，社会网络和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对学生来说是难以割舍的。[15]

    这

    就解释了郎埃圳的说法，因为他们可以继续与身边的同学保持相同的

    行为和价值观。

    定性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在从高中过渡到大学时

    更加艰难。比如，一些关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个人报道和专访

    中都提到，他们在大学期间很难与他人保持一致的身份，经常会感到

    孤独和自卑。[16]

    这些学生在大学中的归属感也较低。[17]

    而在社会群体

    中的归属感对学习成绩和幸福感又至关重要。[18]

    这就是为什么在获得

    同样奖学金的学生中，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不如富裕家庭的学生幸

    福，并且在学业成绩方面处于劣势。

    根据社会支配理论，工人阶级价值观向中产阶级转变可能会威胁

    到大多数中产阶级。[19]

    如果前者很容易跃升到后者，那么中产阶级特

    权的稳定性将受到威胁，这种向上流动的威胁给中产阶级提了个醒。

    因此，为了维护中产阶级的价值体系，高等院校就有理由在工人阶级

    的学生之间加深并强化疏离感。

    通过遵守规则，工人阶级个人被同化进中产阶级群体，这样可以

    防止中产阶级的价值体系受到影响和挑战。接受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并

    遵循其行为方式，让社会认同“要成为知识分子，就必须言行都有知

    识分子的样子”。如果与之相悖，那么就有可能被拒绝或被排挤。难

    怪那些想要保持身份认同的工人阶级的大学生会觉得痛苦。所有这些

    看似微不足道的心理冲突逐渐累积，最后就成了让出身于工人阶级的

    学生惧怕大学的理由。

    我现在的一位大学同事兼朋友的谈吐听起来好像具有优越的家庭

    教养，而让我震惊的是，他以前有很浓厚的北方口音。刚上大学时他

    因为口音而被导师和同学嘲笑，所以他努力改掉了。虽然他客观上成

    功了，但他仍然讨厌那种必须改变自己才能融入学术界的感觉。有的

    人可能除了没上大学之外在其他方面都跟我同事很像，但他们甚至会

    比他更幸福，尽管收入相对较少。

    英国家庭状况调查进行的一项纵向研究也证实了工人阶级在阶级

    跃升的过程中会失去社会网络、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向上的阶层流动

    被发现与孤立感、敏感心理、心理健康问题以及较低的生活满意度有

    关。[20]

    记者、学者和其他行业中的工人阶级也经常感觉自己是局外人。[21]

    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注意，几乎所有关于社会流动影响的研究

    都聚焦于经济上的提升，却忽略了阶级跃升过程中被牺牲的幸福感。

    阶层中的教育

    现在来讨论一下不同社会阶层中的教育。如果我们的教育遵循科

    学的方法，那学校中应该采用的是协作互助的学习方法，这有利于提

    高成绩。[22]

    然而，在英国和美国，各个阶段的教育都更鼓励竞争和独

    立学习。正如上一章所述，工人阶级的价值观更多是基于集体主义而

    非个人主义。因此可以说，低效的中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发展是以牺牲

    高效的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为代价的。

    以耶鲁大学网站上的申请指南为例：“追求你内心所爱并用其来

    打动我们，做你自己。”这些话都强调了“脱颖而出”的能力。这些

    品质都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理念相符，但却对工人阶级不利，因为

    他们的价值观更侧重于团队合作。所以耶鲁大学可以考虑换一种说

    法，比如“请说出一件你与他人合作完成并令你感到骄傲的事情”，或者“请说出一次你发现某一社会问题并通过行动改变它的经历”。

    美国的妮可·斯蒂芬斯和她的同事们研究了文化规范对大学的影

    响以及如何解决相关的问题。他们先对大学的管理层进行调查，让他

    们判断某些陈述与大学价值观的匹配程度。[23]

    在这些陈述中，一些更

    侧重于独立，而另一些更侧重于互助。结果发现这些大学都更侧重于

    独立，而非互助。斯蒂芬斯在后续研究中还发现，与中产阶级学生相

    比，工人阶级学生更有可能被集体目标激励，这预示着他们也很难有

    突出的学业表现。

    现在到了有趣的部分。研究人员先向不同私立大学的新生介绍了

    大学的教育理念和使命，或偏向个人主义，或强调集体主义，然后让

    他们填纵横字谜。在强调集体主义的大学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学

    生都表现得很好；在强调个人主义的大学里，中产阶级学生也做得很

    好，但是工人阶级学生填出来的字谜明显更少。

    现在真正有趣的来了。斯蒂芬斯及其同事让学生们进行小组讨

    论，并观察他们的表现，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在研究中，学生被随

    机分配到两个讨论组中。一组(背景组)的讨论内容关于学生阶级背

    景对大学经历的影响，例如，请列举你在学校遇到的一个困难以及你

    是如何解决的。另一组(普通组)的讨论与学生背景无关，例如，如何才能在你的阶级里取得成功。在期末考试上，背景组第一代学生的

    成绩高于普通组的第一代学生。对于父母上过大学的人来说，情况也

    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需要更多的重复实验来验证这些结论的可靠程

    度，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小的干预可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这强烈表明，如果大学在教育理念和使命中更强调团结协作，工

    人阶级学生将会受益，而中产阶级学生也不会有所损失。我们的教育

    体系应该允许工人阶级的孩子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用自己的口音说

    话。这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学生，而不仅仅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年

    人。

    我们还需要警惕人们印象中的阶级差异，它还在刻板印象下被不

    断加深。[24]

    也就是说，人们对一些阶级层面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有些负

    面的印象，比如工人阶级学生智力较低。确实有研究表明，工人阶级

    学生在智力上的表现比中产阶级学生差，例如考试中的口头表达部

    分。[25]

    然而，这种差异仅仅存在于学习任务上，而非智力能力诊断

    上。这种负面印象会导致阶级差异进一步扩大。英国最新的一项研究

    表明，学校里中产阶级学生和工人阶级学生(以享有学校免费餐食资

    格的学生为准)的学年成绩差异为27%。[26]

    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自己的一些研究(由伊恩·哈登主导)

    中，以“自我肯定型任务”的形式进行的简单干预有助于缩小这些差

    距。自我肯定能促使学生思考一些具有重要的个人价值的事情，从而

    减少刻板印象。我们从一所具有文化多样性的综合性中学里选了两组

    年龄为11~14岁的学生，该学校接受免费餐食的学生比例高于平均水

    平。第一组(自我肯定组)被要求写一篇作文，写下三个对自己很有

    价值的事情(例如家庭)，并说明原因。第二组(对照组)也被要求

    写一篇作文，但是要写三个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但对其他人很有价值的

    事。

    之后我们评估了这些学生在该学年的三次数学测验中的表现，并

    且分析了其学年末的压力水平、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情况、自我完整

    性和学业适应情况。结果发现，自我肯定型写作任务仅对工人阶级学

    生有帮助，显著提高了他们的数学成绩，在一年内将两组的成绩差距

    缩小了50%，且使学年末压力水平显著下降。因此，仅仅是让学生表达

    对他们重要的价值观，就可以有效地提高工人阶级学生的表现并减轻

    其压力。

    教育造福社会除个人利益(和成本)之外，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也能赚得更

    多、贡献更多税收、更具生产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推动经济增

    长。我们相信更多的教育对社会是有益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近的

    一项研究在分析了1950—2010年78个国家1 500个地区的15 000所大学

    的分布情况[27]

    后发现，一个地区的大学数量与未来人均GDP的增长之间

    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某地区的大学数量增加一倍，那么该地

    区未来人均GDP将增长4%，全国GDP将增长0.5%。这种区域性增长跟学

    生人数增加有关，他们会刺激地区消费。而且大学教育还有正面溢出

    效应：为公司提供高技术人才以提高其生产力，通过科研推动创新

    (根据专利注册数量可知)。

    大学还可以带来其他好处。最明显的就是，随着整体受教育程度

    的提高，入室盗窃、偷窃和刑事损害等犯罪行为大量减少。[28]

    大学中

    的国际学生也能让人体验到多元和差异，从而鼓励新思想并减少偏见

    和歧视。[29]

    高等教育还能促进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如更加支持言论自

    由。[30]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将同样的资源投入到其他方面会不会有更好

    的效果，例如补贴教师、护士等职业培训。艾莉森·沃尔夫提出了一

    个有说服力的观点：大学为学生贴上了一个“聪明人”的标签。[31]

    所

    以，毕业生能赚更多的钱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效率更高，可能只

    是因为他们证明了自己能通过考试。这么说并不是没有依据，近13的

    毕业生表示他们的工作不需要拿到学位也可以做。[32]

    虽然大学教育确实对各方面的增长有利，但这些增长是否真的对

    人有利呢？我们太过于关注有关经济增长和教育的叙事，而忽略了它

    们不利的一面，包括环境破坏、企业腐败和逃税、白领犯罪的增加。 [33]

    温室气体排放是追求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高等教

    育的负面影响助长了温室气体排放。如果大学教育确实带来了增长，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些都是有益的增长，尤其是在美国、英国这

    样的发达国家。至少，必须考虑其造成的环境破坏。正如戴维·皮林

    所言：“无穷无尽的扩张只有在经济学中才被看成是好事，而在生物

    学中，它被称为‘癌症’。”[34]

    由受过教育的人研发的新技术既可能造福人类，也可能危害社

    会，这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由于社会对未来的乐观，人们总倾向于

    认为创新有益，这也可以理解。当聪明人进行创新时，情况可能会更

    加糟糕。尽管我是个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者，但我还是对此深表怀

    疑。随着机器人将大多数人赶出劳动力市场(包括发明它们的聪明

    人)，人类完全有可能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感到后悔。为教育买单

    我希望在将来，大学的支出由受益人来承担。平均而言，大学毕

    业生的收入比从未上过大学的人的收入多几十万英镑。而且似乎学生

    对教育的回报了如指掌，尤其是在美国。在过去的50年里，高中毕业

    后上大学的人数与大学教育的预期回报相关，当上完大学可以赚更多

    的钱时，上大学的人数就会增加。(美国的教育回报率一直相对较

    高，因为毕业率在下降，特别是男性；所以学生知道如果他们想赚更

    多的钱，就应该上大学，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才能顺利毕

    业。)

    在此基础上，有理由要求学生支付大学教育的全部费用，纳税人

    无须承担太多。从根本上说，我反对这样的观点：没上过大学或不能

    上大学的人要被征税来资助上大学的人。伦敦富人区受高等教育的人

    的比重为23，而布里斯托尔、利兹和诺丁汉等较贫困地区的该比重仅

    为16。我找不到任何布里斯托尔的建筑工人应该资助伦敦芬奇利地区

    银行家的子女上大学的理由。

    我知道这样一来，一些工人阶级学生可能会出于学费“负担心

    理”而放弃申请大学，但实际上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如

    果真是这样，自1998年开始收取学费以来，贫困学生申请大学的人数

    应该下降才对，而且应该在2012年跌到谷底，因为当年英格兰和威尔

    士的学费翻了三番，达到了每年9 000英镑。但实际上并没有下降。在

    过去十年中，穷人群体和富人群体的入学率都一直在增长。学费上涨

    增加了贫困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大学在招生方面不再

    像刚开始收取学费时那样受限制。英格兰和威尔士入学增长率甚至比

    苏格兰还高(苏格兰免除本地学生的学费)。[35]

    话虽如此，可大家会觉得努力扩大入学学生范围的大学不是什么

    好大学。这些大学的辍学率非常高，且工人阶级学生更有可能辍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约有3%的学生在第一年辍学，而伦敦都市大学则为

    18%。戴安娜·雷伊等人认为，由于人们对大学地位的认知差异以及工

    人阶级学生在这些大学过于集中，高等教育中的阶级不平等已经从体

    制外的排斥转变为体制内的矛盾。[36]

    因此，除了具有明显社会价值的科目和需要鼓励更多工人阶级参

    与的科目之外，对高等教育的其他补贴可以取消。公共资源应该用来

    补贴对社会更有益的行业，比如教学。可以为学生们提供奖学金、减免学费等，以鼓励出身工人阶级的学生进入这些行业，以及艺术等由

    富裕家庭学生主导的行业。

    追求教育的社会叙事影响力太强，以至于许多研究人员、政治家

    和评论员(这些人几乎都上过大学)都认为补贴高等教育是在公平有

    效地利用公共资源。然而，这对没有从大学中获益的人来说却很不公

    平。首先，他们不得不为大学的受益者买单；其次，如果把用于资助

    高等教育的资源放在其他地方，也许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但需要明确的是，绝对有必要提倡并资助创新型和有影响力的研

    究。大约14的英国研发经费都流向高等教育领域，该比例在德国和美

    国约为16。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在知识产权方面

    表现得非常好(这是英国大学擅长的)，但科研转化率却没那么高

    (在这方面英国大学不太在行)。但有争议的是，一些研究交流以及

    创新在大学以外的研究中心进行可能会更有效。

    小结

    受教育程度与幸福感的联系微乎其微。正如对待许多其他问

    题一样，我们必须要小心因果关系，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有可能

    从一开始就不快乐。这种不快乐甚至可能导致他们通过教育来寻

    求某种形式的认可，如果没有这种认可，他们可能感觉更糟糕。

    财富和成功亦是如此，但就像对待其他有关“追求”的叙事一

    样，我们至少可以看看“适可而止”对于教育是否也有积极影

    响。

    总的来说，在“适可而止”的教育体系下，政府会在幼儿教

    育上投入更多。而让人遗憾的是，英国目前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

    是在五岁以下幼儿教育上的投入的两倍。来自工人阶级的孩子在

    上学之前就明显表现出比中产阶级同龄人更低的认知发展水平。 [37]

    早期干预是由詹姆斯·赫克曼首先提出并建立的著名理论，其

    效果显著，[38]

    尽管随着跟踪调查时间的推移也有所减弱(赫克曼

    本人也这么认为)，但早期干预确实消除了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

    部分教育不公平。[39]

    虽然英国对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人均教育投

    入确实高于大学阶段(2000年的情况竟然恰恰相反)，但按实际价值计算，过去十年中，英国在校学生人均教育支出却一直停滞

    不前。

    我们需要打破“教育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唯一道路”的观念

    ——这主要是由拥有大学学位且认为没有就不能活的人宣扬的。

    我们需要合理地考虑没上过大学的人，而非过多地为上大学的人

    投入。出于效率和公平的原因，我们需要将重点和资源转向继续

    教育，比如以职业培训和师徒结对的形式为希望从事特定职业

    (如会计和工程)的人提供机会。有趣的是，很多青少年更愿意

    去职业学校，但他们的父母却很希望他们上大学。人们认为，16

    岁后不将你送入大学继续接受教育是一种耻辱，削减继续教育的

    开支也是如此。

    脱贫的真正途径是向数百万的护理人员、助教、清洁工和劳

    动者支付能够养家糊口的工资，并且根据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和价

    值，为他们提供应有的社会地位。这些都是未来经济增长最依赖

    的职业，但因为人们对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过于痴迷，所以其报

    酬过低且被社会低估。[40]

    或者说，现在的工作要求至少是大学毕

    业生。

    总体而言，大学教育确实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但还不至

    于像大家口中所说的那样“有百利而无一害”。通过促进社会发

    展、公民参与等方面的创新，重新设计大、中、小学教育体系，完全有可能以更低的公共成本产生类似的效益，而个人的钱包和

    银行账户也能少一些不必要的支出。

    我们的教育体系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让它更能接

    受不同的文化和学习方式。在现行的教育系统中，工人阶级的白

    人男孩尤其会感到被疏离，被强迫接受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行为

    模式。[41]

    这非常不公平，也十分低效，甚至根本没必要这样做。

    我们必须给予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同的经历，为没接受高等教育

    的人创造更好的叙事。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知道教育应该在何

    时“适可而止”，尤其是在关乎幸福方面。毕竟生活在痛苦中并

    不是什么好事，也不是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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